大学章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契机

高校“行政化”可以分为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和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化.高校“行政化”势必会降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阻滞决策程序的多元化参与、助长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越权干预、妨碍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要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依法治校,通过大学章程的建设,重新定位高校与外部的关系;调整高校内部的决策、行政、学术治理结构.使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走势与对策

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对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合理性的探讨,是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现实需要。对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的探讨,首先要在尊重大学发展规律,明确大学功能定位,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规律性的认识。     

高校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

高校去行政化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高校去行政化就是恢复高校的自治性与学术权威的至上性,其路径在于高校的内外部管理范式的重新设计与构建.综观国外的经验与我国高校改革的相关实践,高校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要依法进行,具体就是通过大学章程即高校软法对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和高等教育法对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进行厘清.     

高校“去行政化”与重塑大学精神

高校行政化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对外管理政府化;二是对内管理行政化;三是由政府化和行政化滋生的官僚化。随着高校行政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大学精神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外要去政府化,扩大自主办学,重塑独立精神;对内要去行政化,突显学术自由,重塑科学精神;在高校内外管理上去官僚化,彰显以人为本,重塑人文精神。     

我国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结构之探索

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在外部治理结构方面,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体现在大学的领导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权力失衡;校与院系权力分配的不合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等.应从内外两个方面合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     

西方大学治理研究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大学治理机制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如何分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一直是教育政策制定时永恒的主题。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治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视角对西方大学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为中国大学破除"行政化"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教授治校并不是有效的大学治理模式;有效的大学治理要求大学内的不同利益群体控制不同类型的决策,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在决策时面临的激励和信息约束;与学院和专科学校相比较,综合性研究大学更趋向于民主治理。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正在开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大学,发现其治理体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外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困境。简政放权、动员社会参与,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自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初建街居制、人民公社、文革、重建街居制、社区制五个时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变迁是变迁的重要动力,变迁过程则体现了政府模式的转变。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制度依赖是改革的难点,治理过度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社会发展是制度变迁的长远之计。     

基于大学章程视域的大学内部治理

一场备受瞩目并令人期待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多方试点和积极酝酿中。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被推至最前台。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或修订完善,不仅可以厘清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等外部关系,实现大学自治,更重要的是,藉此解决大学内部治理中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校权力与学院权力等改革之关键问题,回归大学的本真,使大学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地方高职院校去行政化改革研究

通过剖析我国高职院校内部行政化的表现及弊端,阐述去除内部行政化的实质与现实意义。厘清高校党政关系,精简管理机构;协调行政与学术权力,确保教授治学权;建立服务行政体系,防止权利“双肩挑”。构建民主管理机制,营造学术生态环境等改革措施与对策,去除高职院校内部管理行政化。     

论高校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

高校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主要表现在它通过监督和参与办学经费的使用过程,为实现高校基本事业目标服务;通过风险控制,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审计评价,促进高校提高管理水平。高校内部审计服务职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导向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来实现的。当前,高校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呈现出明显的内需化、综合性与多样化、开放性与国际化的趋势。     

我国地方政府质量管理的障碍因素及其优化原则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需要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质量管理成为政府提高效率的重要方法。当前我国政府质量意识的缺乏、政府机构规模过大和政府现有管理体制等因素阻碍质量管理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应用,推进地方政府质量管理需遵循顾客满意原则、全员参与原则、全过程控制原则和持续改进原则。     

教学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策略选择

教学研究型大学与研究型、教学型大学的发展彼此牴牾,身处国内外高校挤压、定位目标模糊与体制机制不畅的困境之中。办学自主权、管理人员投入、科学化管理水平、校院两级管理改革均不尽如人意,内部管理严重制约内涵特色发展与质量水平提升,改革势在必行。遵循学术规律和管理规律,加强章程建设、大学回归宪章时代;探索职员制、管理者回归本位;改革校院两级管理、学院回归本位,可能是当前教学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策略选择。     

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现状与课题——以两岸四地若干大学章程为分析样本

在篇幅与文本结构、外部关系要素、内部关系要素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大学章程面临的困境消解了章程规范和推动高校自主办学、妥善处理学校与政府关系的制度功能。为了保障大学章程内在功能的发挥,今后应从克服条文笼统、重视与政府、校友关系、实现学术自由等方面进行努力。     

论心理文化指导下的学生干部管理体系建设

学生干部在高校学生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生干部既是学生的一部分又是学生中的管理者,身份特殊且重要。因此,提升高校学生干部管理水平,构建完善的学生干部管理体系十分必要。注重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即采用内在的激励方式对学生干部管理工作进行激励已成为许多高校管理者的共识,而心理契约作为一个心理文化指导下的新的管理理念便担此重任,发挥着其在学生干部管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本文中,笔者以激发学生干部工作热情及工作积极性为目的,侧重从心理契约的角度对高校学生干部管理现状及如何进一步构建学生干部管理体系进行探讨。     

大学章程的历史回溯与思考

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和实施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调整学校内外部责权关系的重要依据,更是一所高校理念、精神、文化的总概括。据此,探讨大学章程的科学制定是必须而必要的。本研究通过回顾国内外大学章程的发展历程,剖析大学章程制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从充分彰显学校特色、充分体现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应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应引入责任追究制度和解决争议制度四个层面提出大学章程的制定路径。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