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对妇女解放思想的引介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介绍了自古至今全球妇女的风俗及生活状况,并与中国女俗相比较,旨在说明衡量国家文明教化的标准是妇女解放的程度;中国要富强,需通过阪依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振兴女学.这部书是较早引介妇女解放思想并对时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力作,它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进程.本文从三个视角分析解读这部编著:即原文视角、编者视角和读者视角,读者视角又分为时人视角和今日读者视角,后者即笔者从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对这部书所作的解读.     

俞正燮

俞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黟县人。 幼年在黟县城就学，熟读“四书”、“五经”外，子、史、集无不涉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7岁，到父亲任上句容学署，一边侍奉父亲，一边读书。与句容王乔年共同撰写《阴律疑》，这是他试行著述的开始，当时人们誉为“穷理至性之书”。嘉庆三年（1798年），到京师求学。次年，成国子监生，学问大有长进，著述有《书五礼通考后》、《唐律疏义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隐书后》等。     

晚清传教士与进化思想之修正——以《人学》翻译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1910年）,传教士林乐知将李约各的The Making of a Man翻译为《人学》,以批判斯宾塞将自然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人学》以基督教思想修正严复等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同为美国传教士的原作者和译者对中、西不同社会现实的不同回应：林乐知改变原作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立场,规劝中国弃独求存,即以基督教的群取代排外的“独”,而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的是接受“弱肉强食”理论,激励华人变弱为强。通过对李约各The Making of a Man和林乐知《人学》的对比分析,可见辛亥革命前,在西方进化思想译介东土、渐得人心之际,在华传教士以《人学》翻译修正进化思想,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给予自己的回应。     

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强国之策的探索——以“Education in Japan”及其中文译本为例

“Education in Japan”由日本教育改革家森有礼1872年编辑而成,该书汇集了美国教育界、政界名士对日本教育兴国的建议,对日本教育改革产生影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华人助手任廷旭1896年将其翻译为《文学兴国策》,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对原作、译作不是停留在教育的议题上,而是由兴国而发,旨在探索强国之策.原作和译作中的各种处理和引介也与强国之策的探索紧密联系,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中国救亡图存的关系.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西学翻译中原本和译本中蕴含的强国之策,揭示了翻译和历史的互动,得出结论:此期的翻译呈现出与救国强国相联系的特点,对晚清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     

清末传教士、华人视阈下的妇女释放与强国关系论——以《万国公报》为中心之考察

深受清末华人、西士关注的妇女问题和女俗改革,与中西碰撞、民族振兴、变法改革等时代主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分析了《万国公报》中关于女子释放的各种观点和视角,研究了传教士、朝廷官员、传统儒士、教会学校中的女学员、留洋女子等中西人士对妇女问题的不同议论。议论者各自不同的身份,使得其女子释放的观点和主张在目的、视角、策略和重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同时,这些议论也彼此融合、碰撞、相互影响,经历着调整与变化,彼此既具有相似相通之处,又具有相异相斥之处。     

《皇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与学术价值

清光绪中,吴兴刘锦藻以其丰富的藏书、雄厚的财力、过人的毅力,私人撰成《皇朝续文献通考》一书,上续清续修“三通”、“清三通”,加之《通志》《通典》《文献通考》,将上古至清末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包罗在内,被学林合称为“十通”。《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纂过程以及其自身包含的多方面史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杨慎《木氏宦谱·序》的初步研究

始修于明正德年间的《木氏宦谱》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的宗谱、家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史料价值。明代大学者杨慎作于嘉靖年间的《木氏宦谱·序》,由于内容丰富,记有完整的木氏家族世系,也具有值得重视的资料价值。此序约1500字,内容可分为四段。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对序文内容逐段进行了分析,对不同版本序文中的文字及标点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二部分是在分析序文内容的基础上,对与此序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此序的真实性是可以肯定的,此序本来的位置应在《木氏宦谱·文谱》之后,杨慎作此序的主要依据材料应是木公始修的《木氏宦谱》。     

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

本文是笔者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据新见资料续作的考证。据钱澄之《田间诗集》,发掘出大汕出卖绘画作品周济清初遗民志士的史料。文章分析了现存广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它与澳门普济禅院中现存之“大汕宗风”的牌坊一起,成为大汕在广州和澳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的杰出贡献。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五大洲说的早期传播

五大洲说自十六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地图传播时期”与“文字传播时期”的转换,内涵日益丰富。流传颇为广泛。虽在十八世纪逐渐趋于停滞,但依然葆有对于国人传统世界观念的影响,进而开启了五大洲说在晚清的又一轮传播高潮。     

王国维与《水经注校》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古籍的校勘注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经他校勘的古代典籍达一百九十余种之多,其中《水经注》用力最深。由于他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和校勘,撰有《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朱谋玮水经注笺跋》、《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等文章,掌握了《水经注》中很多详实的古史地资料,所以在考释散氏盘等古器物、古地理和研究殷周秦汉历代古史、特别是他晚年研究西北史地、蒙古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兹就王国维校勘《水经注》和所撰《水经注校》的情况,综述如下。     

赋注释要及其批评内涵

赋注由常规的注音、释词、句解到后来重凡例、擅题解、撰序跋等批点形态嬗递的过程,其内在理路是由释义而训理,在“尊题”的原则下兼采批点、品评、注解、阐释等法,考订翔实,注重理据,得以疏文达意,开示匠心。而汇注是赋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多人共注而成,所以呈现出不同的赋学理念。“汇注”虽集中了“他注”与“自注”中的训释字词、串解文义、文献征引、注音等特征,然又迥异二者,因其在凡例、序跋、题解、名物考释、校勘辨伪等方面均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仁”的内在张力与从孔子到孟子的话语转型

仁自身包含的内在精神张力,决定了其作为道德评判尺度在实际运用方式上的复杂性。孟子的主要贡献,是将仁所包含的内在性精神张力,展开成为仁与义之间的外在性范畴对立。仁侧重于主体道德立场的积极性呈现,义侧重于其消极性呈现;仁侧重于情感瞩望,义侧重于规范约束,仁和义各有侧重,形成相互限制、相互支持的关系,有效提升了儒家道德观念应对矛盾而复杂的现实的能力。这种展开有助于避免"仁"与诸如"兼爱"之类观念的混同。周礼是孔子建构仁学的历史文化依托,从仁到仁和义的分化,与周礼的结构模式之间也存在对应性关系。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人格培养研究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人格同＂青马工程＂的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调动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把握好创造性人格的核心特征、动力特质和保障特质,注重创造性人格在培养中的实际缺场,并通过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的共同努力优化,促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人格的养成。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中英文医学科研论文前言的比较研究

阅读大量的中英文参考文献,对比、分析其“前言”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和写作要求,比较中英文医学科研论文的篇幅、内容及写作等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背景、目的、创新性、结果和研究意义等方面,中英文期刊的写作要求不完全相同。按照中英文期刊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地撰稿,可以提高论文的录用率。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春秋》中,衡量夷与夏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掠夺全球资源,因而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也没有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未来中国,仍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世界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不做强盗,而继续做"君子国"。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