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选拔机制与早期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政治理论是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政治学说,其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关于统治的权力和统治技巧的研究。但直到19世纪中期,精英主义政治理论才形成比较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主义政治理论成为与民主主义相对应的重要政治学说。通常把这一时期的精英主义称为"早期精英主义"。新的精英选拔机制促使早期精英主义的产生。这种政治学说的出现也正预示着一个精英时代的来临。     

政治的客观性及其转进——牟宗三对中国传统政治困局问题的探索

政治的客观性是指民主政治中政治运行的规范与律则,牟宗三认为,政治的客观性建立之条件是政权的民主而不是治权的民主。而传统中国乃是一文化单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国家,故可有治权的民主,但无政权的民主。这样,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主张:传统中国要建立政治的客观性,必须由治权的民主转出政权的民主,且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在现实上,要正视阶级的出现,因为阶级的分化与竞争是转出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但牟宗三又认为,民主政治并非政治的最高形态,故政治又必须从阶级竞争中走出来,在道德理性中获得最后的转进,最后达到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由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应成为人类政治必然可期的高级形态。     

《理想国》与启蒙运动

本文通过对卡尔·波普尔和利奥·斯特劳斯关于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的批判性评论,按照现代民主的精神重新解释《理想国》中的知识精英统治和教育的思想,从而肯定了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与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精英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治主张的一致性。     

试论明治时期天皇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政局十分动荡。掌权的藩阀企图利用天皇的宗教功能以加强藩阀政府的政治权威巩固统治。而民权派攻击藩阀政权,提倡充分发挥天皇政治功能的立宪君主制。政府内部的亲皇派企图乘机复活传统,将天皇打造成道德君主。政府内部藩阀当权派、民权派、政府内部亲皇派三方博弈的结果最终走向了合流,政府当权派融合各派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建立了立宪君主政体,确立了集宗教、道德、宪政于一身的近代天皇主义。     

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述论

一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核心和精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对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史学界很少有专文论述,本文拟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作概要论述,不妥之处,祈请同好匡正。 一、五权宪法学说的形成 创立五权宪法学说、在国家制度上实行五权宪法原则,是孙中山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包括“政权”、“治权”两部分。“政权”即指人民掌握的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创制权等四权;“治权”即指治国机关掌握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考试权等五权,亦即“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五权宪法学说的提出,孙中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04年下半年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中“治权”部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宽容”——纽伦堡新教政府调整宗教政策问题辨析

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引起了新教统治者与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到了新教社会秩序的稳固。历史学家对此通常的解释是:为了确保宗教改革的顺利进行,新教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民众服从其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帝国城市纽伦堡的证据却表明新教政府的政策具有灵活性。政策的制订不仅取决于新教政府的基本意图,也取决于知识精英和民众的意愿,甚至还出现过"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宽容"现象。凡赞成纽伦堡改革的,个人可以保留天主教徒的身份,政府也不因为信仰问题对其采取强制性制裁。纽伦堡宗教政策的调整突显出把宗教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趋势,具有一定的近代性。通过调整,纽伦堡的改革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新教政府的社会基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如何走出治权监督缺失的困境

在人民主权的当代民主国家，治权的让渡不可回避。但由此带来的则是违背公意的治权滥用和对治权的监督缺失。因此，如何监督治权，确保其行使代表主权者的意志，遵循公意所欲的路径，是人民让渡治权的实质之体现。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则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宪政体制，建立限权政府，实现以法制权、以权利制权力及权力互制势在必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首先是颁布施政纲领来规范党与政府关系。其次是改变“以党代政”，发挥政权职能。最后是通过把党的主张上升为人民的意志。实现对政权的领导。通过这些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政权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和外部的压力转化成了革命的推动力量。不仅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对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启示意义。     

柏拉图的神学革命——浅析《法律篇》第十章

柏拉图晚年写作的《法律篇》一书中,充满了浓重的神学色彩。柏拉图对古希腊宗教进行的神学革命、家庭宗教向城邦宗教的过渡都可以在《法律篇》第十卷的文本中读到。这两个变化集中展现了柏拉图力图用神学革命整合城邦政治生活,进而拯救希腊政治命运的意图。正是这种神学革命,为基督教中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人观"开辟了可能性。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话语权

“话语权”表达的是在语言外壳背后,承载着的某个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们（社会集团）的实际权力（利、益）要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权力（利、益）,有确定的阶级内涵。“话语权”是由话语体系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普遍关注话语权的背景下,坚持用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理论的话语权,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这是党和国家向学术界、理论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政治社会理论的分野: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

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代契约论思想家在自然状态与国家的两分中阐释政治社会。霍布斯政治社会理论的核心价值是政治秩序,其中既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倾向,又有自由主义的火花,且前者占主导。洛克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契约之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不可侵犯。卢梭的政治社会理论极富开创性,也颇具争议性,卢梭坚持主权在民,同时又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直接动力。目前农村民主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乡镇政权对上负责充分体现,对下负责明显不足;乡镇政权财政上基本依赖乡村经济组织,却在政府行为上不对其负责;乡镇政府对人大负责难以落实;乡镇对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村民自治有所削弱;乡镇政权权力小责任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真正落实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天皇制关系论说

保守主义是日本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日本的保守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具有相同特征,但也具有日本自身特色。日本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只是人们对日本政治发展史特征的描述性概括。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天皇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天皇制导致日本形成了二元化权力体系,而二元化权力体系又促成了日本的保守主义。天皇制是日本形成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