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殷芸《小说》中志人轶事虚构文学中的虚构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具备虚构意识了,但志人轶事小说至南朝梁代的殷芸《小说》方才有虚构意识。殷芸《小说》是南朝梁殷芸所撰的志人轶事小说集,也是第一部以"小说"体裁的名称作为作品专名的小说集。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殷芸在《小说》中通过对志怪和志人的虚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发展现状,其"小说"思想成为志人轶事虚构文学的开端。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子君看“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命运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个"五四"新女性,她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选择了自己追求的路,但最终却是悲剧的命运。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子君的悲剧是当时整个女性悲剧命运的写照。子君等"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命运启示我们: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跨出追求"人"的独立的第一步;而只有整个社会解放了,女性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论“以文为戏”

唐代散文家韩愈写的《毛颖传》等作品,被批评者认为是"以文为戏"。在中国散文史上,纯粹的游戏笔墨诚然有之,但《毛颖传》一类作品,却是以戏谑的形式抒写幽愤之内心,表达严肃的社会内容,艺术上是一种创新。"以文为戏"的最早源头始自《庄子》,经汉魏南北朝至唐代中期而极盛,直至明清仍不绝如缕,表现出与社会治乱密切相关的发展规律。"以文为戏"可以具体归纳出"将物拟人,象征刺世"、"自嘲自讽,借客伸主"、"虚构梦境,嘲讽世情"、"荒诞怪异,寄托幽情"四种创作方法。     

“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西方小说由诗发展而来，而中国小说极少用诗去写，但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是发展多变的：《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而《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以诗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中国文学中的别一景观──谈“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

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人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但 其思想和艺术,都不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便在市民和 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 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唐代妓女 人多,诗妓也多。宋代妓女中能诗而又有志气者当推歌妓严蕊。明代妓女中出现了散曲家。在妓女 出身的文学家中,要算明清之际的柳如是最为有名。她的作品,为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作了很好的终 结。“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都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先秦寓言中“物”的叙事分析——以《庄子》寓言为例

先秦寓言中的"物",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还包括不可触不可视的物象与心象,它们蕴含了"象"思维模式,成为寓言运用比喻进行说理论道的载体。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大量出现充满神性的动植物、自然物象、神人等叙事要素,它们承担了"物"叙事的文化符号、主体性和实在性三种功能。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点,从整体观、复原法的视角探究先秦寓言的"物"叙事手法,有助于理解寓言的"象"思维模式。而对"卮言"的文化原型物象陶均的考察,为先秦寓言"物"叙事提供了旁证。对先秦寓言的"物"叙事分析,不仅从中国视角拓展了"物"叙事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可以借助古代寓言的叙事方式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找寻精神救赎的力量。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角色意识”与“倡优意识”——关于中西哲学的通信

晓芒兄：前后寄来的三册大作皆已收到,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没有马上回信是因为想拜读后向你报告初步的感想。现在我已把《灵之舞》及《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两本看完。至于那本《冥河的摆渡者》,只有等下次再谈了。在评论90年代那些小说时,你在许多地方都论及童心、童真或孩童的心态。的确,比起西方人,一般而言中国人在形象及言行上似乎都不够成熟。但我只有这种感觉,而不能洞悉其因。是因为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家庭及社会所强调的长幼尊卑之序使个人没有机会发展独立个性吗?还是儒道哲学都强调赤子之心的重要?…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道”与“逻各斯”——女性主义视野下再比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渐渐成为最有力的批评武器之一,它提供的性别视角为比较诗学提供了新的语境和平台,然而女性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中却方兴未艾。将西方女性主义推崇的老子的"道"与其批判的"逻各斯"并置讨论,可以发现两者有着不同的性别倾向:"道"蕴含了母亲崇拜的思想和阴阳和合的观念,而"逻各斯"推崇理性中心和对立双方斗争大于和谐的观点,并以此将西方形而上学推向父权制。不仅如此,"道"的阴阳和合的观念和"性别差异"女性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面对当下多元化、全球化语境中种种父权制危机的战略。"逻各斯"一直被视为西方理性的灵魂建构,"道"则暗示了中国柔性的精神机制。"道"与"逻各斯"的比较更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证据。将"逻各斯"去中心化,呈现的就是"道"所提倡的阴阳和谐而万物生,男女两性有差别同时要和谐共存和发展的状态。两者之间在性别文化上互补性的发现,有助于搭建一座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旧时代“奴隶”之二型——祥林嫂与子君性格的比较

近年来,对鲁迅与外国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同时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古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出版了这几方面的专著,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但对鲁迅自己作品之间(如小说之间、杂文之间等)的比较研究,却似乎被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本文就是试图以鲁迅小说《祝福》和《伤逝》中的祥林嫂和子君为例,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 我们知道,《祝福》写于1924年,《伤逝》写于1925年,两篇小说都是鲁迅“彷徨”时期的作品。其中的主人翁祥林嫂和子君,虽然地位不同,经历各异,但细心分析观察,不难看出她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她们都是旧中国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都有着共同的悲惨命运和相似的奴隶性格,以及方式相似而实质不同的反抗意识和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