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 坚定“三个自信” 务实推进“四个河南”、“两项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重要讲话的体会

"三个自信"与深化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离不开自信,自信推动改革,"三个自信"是深化改革的政治基础,深化改革是坚定"三个自信"的强大动力。"四个河南"与"两项建设",既体现了"三个自信"的坚定诉求,也是深化改革在河南的具体要求。其中,"文明河南"建设为"四个河南"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导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之五大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具有五大逻辑:从历史逻辑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力量博弈互动的必然结果;从理论逻辑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结论;从现实逻辑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直面当前中国问题和矛盾的必然要求;从价值逻辑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从战略思维逻辑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全局和谋定长远的必然选择。     

罗亭是“多余人”吗?

本文认为罗亭一生追求崇高目标,既热情宣传真理,又积极行动,"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生活"百折不挠地奋斗,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他实际上是一个斗士,一个悲剧英雉;中外评论界关于罗亭是"多余人",其主要特征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观点,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贬低了罗亭形象的审美价值。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老人心理需要“解馋”

在几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笔者经常听到一些老人的慨叹，不缺吃不少穿，就希望儿孙常回家看看。就像那个公益广告，儿女们都以各种理由忙着，以致老人用全部期盼准备好的家宴晾在桌上，使老人备感凄凉。     

治理醉驾行为刑事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自醉驾行为入刑以来,我国对于醉驾行为的治理一直坚持普遍入罪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既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理念,也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相抵触,又会削弱刑法规范的权威性,还会带来相当规模的负面治理效果。因此,有必要将其向"合理分流"的方向调整。就合理分流刑事政策的贯彻而言,需要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进行努力。对于前者,在立法中需要恢复对醉驾行为的二元制制裁模式,在司法中需要依据现行刑法对不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醉驾行为予以出罪;对于后者,需要以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主要的程序化出罪分流途径,并应当积极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制度,对证据不足的醉驾案件予以程序化出罪处理。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本体论视角:性伦理中的“应该”与“合理”

在性伦理中,"应该"与"合理"的矛盾冲突引起了人们对性行为的正当性与性规范的合理性问题的普遍关注。"应该"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一种行为是否正当或应该,取决于选择的价值主体。"合理"是合客观规律之理,某种行为是否"合理",取决于它是否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致。对于所有的性禁忌、性规范说来,若其内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人类进步,则具备合理性的依据;反之,就不具备合理性的依据。     

“生态人”理论探析

"生态人"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济人"理论批判,而且在于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即对发展新的经济学科、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生态人"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把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生产能力内容的研究目标,转变了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在创立新的经济学学科方面提供了帮助,推动其真正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产的关键问题,较为全面、协调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其实践意义上看,"生态人"理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满足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新的经济形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经济人”假设与制度认同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假定,"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但它必须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制度是规则的集合,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但一种制度框架只有经过制度认同,经过所有公民价值批判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肯和接受,公民才会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才会有基本公正的秩序。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人的感性活动视域中的“有”“无”之辩

"有"无"之辩是中国哲学中持续不息的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也深入地讨论了"有"无"问题。从"人的感性活动"角度看,"有"无"及其相互转化涉及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境况、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空间的扩展、自觉程度的提高、历史传承和历史连续性的加强、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和观念引导,涉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赶考”精神与遵守党的纪律之关系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一种集价值追求、执政意识、职责目标、政治品格于一体的执政精神。党执政"赶考"离不开发扬"赶考"精神和遵守党的纪律。"赶考"精神是力量支撑,党的纪律是制胜法宝;"赶考"精神是"动力之帆",政治纪律是"方向之盘","风帆"提供精神动力,"罗盘"指引政治方向,二者都服务于执政兴国的伟大事业。"赶考"精神重在坚持;党的纪律贵在践行,两者的合力才是党执政"赶考"的力量倍增器。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论习近平“三个必须”对实现中国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以"三个必须"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内涵上看,"三个必须"是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高度概括。从理论价值上看,"三个必须"是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创新性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指导方针。从实践意义上看,"三个必须"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导航标,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坚强力量,提供实践路径,激发永久自信。因此,以"三个必须"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圆梦征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了我党高屋建瓴的执政理念。     

论“无限”的哲学性解读

在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后,哲学家们开始了对"无限"问题的思考,"无限"由此也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范畴。"无限"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对"无限"抱有浓厚兴趣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另一方面,虽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无限的,但人类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由想象对未来作出美好的期望和设想,由此,"无限"可以作为一种行动的动力存在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