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贫困留守妇女创业扶持

家庭贫困留守妇女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农村脱贫道路上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帮助贫困留守妇女脱贫的方式有直接物质补贴、促进就业、鼓励和扶持创业等多种选择.从各种扶贫方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来看,帮助农村贫困留守妇女脱贫最好的方式是充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鼓励和扶持具有创业意愿的留守妇女创业....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我国农村人文贫困问题浅析

农村贫困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及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的收入贫困,并为此进行大量研究,然而却忽视了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这一事实。事实上,农民收入贫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正是农村人文贫困加剧了农民收入贫困。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237户农民的调查

基于彝区237户贫困农民的调查数据,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为考察指标,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轻外重"的收入增长态势、指标化的绩效约束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劳务推动脱贫的双重悖论:一方面,转移就业能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促使其能在短期内实现脱贫,但却很难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业经营,进而推动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另一方面,转移造成贫困户建房滞缓、适龄学生辍学现象加剧、老人健康风险增加等问题,但其对改善农民的形象贫困、教育质量和人居环境有积极效应。最后提出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完善脱贫考评机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及多元筹资机制等建议。     

区域性贫困治理的道路选择——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在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治理问题。关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实践,存在三条治理道路,分别为以中央为主导的资源直输式贫困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式贫困治理,和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资源反馈式贫困治理。上述三种治理路径,均以国家的资源输入为前提,但是在作用主体、实践理念、实践绩效和实践困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民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配置上的不同。只有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治理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制度供给研究:以重庆S乡农村"三变"改革为例

无论是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积累实践经验和奠定物质基础,还是乡村振兴要解决脱贫攻坚中遗留问题以及产生的新问题,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出要求.二者有效衔接体现在政策互补、时间交互、内容递进和组织重合四方面,并有个体层面和乡村层面两个层面的科学目标.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和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度供给,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重庆市S乡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贫困农民前期通过获得租金、工资和财政分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精准脱贫;未来则通过获得租金、务农务工和盈利分红收入,改善投资、就业和收入结构,实现生活富裕.同时依托农村"三变"改革构建现代化微观管理组织、搭建产业平台和挖掘生态、传统文化价值,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果表明:农村"三变"改革是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制度供给.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一些地方缘何"争戴贫困帽"

目前,一些农村贫困地区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助下,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脱贫后掐断了扶贫的供血渠道,这些地方的农民再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西部与贫困

中国要在本世纪内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西部作为中国的半壁江山,其价值远远超越了资源基地这一经济层次。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将越来越成为中国消灭贫困的主战场 1978—1995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府开发扶贫,加速了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累计有1.85亿农民脱贫,在摆脱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各地区的脱贫进展并不平衡。 我国反贫困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5年间,联产承包变革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贫困状态大大缓解。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     

国家与农民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的关键问题.本文作者曾经是一名乡镇干部,以农村工作实践者的眼光分别从农村生活的两个主要视角--国家和农民人手来分析国家与乡村关系、农民公共参与问题、农民的贫困、地方政府的角色等等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利益博弈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步伐加快,这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违背中央精神和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乡政府和村集体的暗箱操作等行为使得农民不能从土地流转中获益。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是关系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大事。因此,在对地方政府,国家监管机关和农民自身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确定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我国当前扶贫工作新特点与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还面临贫困对象脱贫难度加大、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致贫与返贫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需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已步入攻坚克难阶段,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应容许农民以4种生存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打工就业作为脱贫帮扶的重点措施,应提升农业生产合作化水平、推出多种不同农业生产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当地特优农产品销售专区、打响农村区域保姆与护工品牌、稳定贫困户农产品生产收益等。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拆迁问题解析——基于博弈论视角

城镇化改造、农村征地拆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博弈论视角考察发现,我国农村征地拆迁中诸多问题的出现是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的多重利益博弈的结果.建立健全我国土地制度,制定完善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建立利益诉求机制与平台,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民素质,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农村教育贫困的根源和对策

农村教育贫困是当前阻碍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农村教育贫困的根源在于中央和省级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转移支付资金。高层政府之所以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是由于农民作为一个弱势集团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贫困问题,需要对我国城乡利益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学者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政策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目标,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脱贫攻坚战略解决的是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相对贫困,二者衔接相互构建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同时,两大战略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措施方面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故二者衔接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政策衔接的目标要求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巩固脱贫成效;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过渡;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政策衔接的重点主要在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等多个方面,从脱贫攻坚的具体政策过渡到乡村振兴总要求。     

地方政府与受灾者在救灾中的博弈探讨

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受灾者的静态博弈模型,可以研究地方政府与受灾者在轻度灾害、重度灾害、灾害频繁发生中的行为,利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和受灾者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和受灾者在轻度灾害、重度灾害以及灾害频繁发生中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受灾者自救、地方政府救助是地方政府与受灾者进化博弈稳定的策略.     

从土地征收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博弈均衡

新农村建设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博弈是其焦点,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征地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益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在这三方博弈的过程中农民是最大的牺牲者,他们处于劣势地位,属于弱势群体;土地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他们在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属于强势群体.农民处于弱势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乏理性,据此从制度理性出发对失地农民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