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析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他的著作《史通》中的《疑古》和《惑经》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事实上,《疑古》和《惑经》中对经学的怀疑和批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怀疑经学的权威,而是希望以此冲破当时僵化的解经形式,表达重新解经的意愿和可能。     

《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

<正> 《物色》篇在我们今天所见的各本《文心雕龙》中,位置均在《时序》篇后,《才略》篇前。对此,现代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均表示怀疑,认为次序当有错乱。最近出版的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选译》,索性把《物色》提前放入全书第三部分,次在《熔裁》前,《声律》后。据我看,这个问题还可以商榷,原来的次序位置不见得错。试申述鄙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很早就提出了《物色》的位置问题,其《物色》篇题注说: 《文选》赋有物色类。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云:“有物有     

《古今诗话》成书年代考

《古今诗话》成书年代考李裕民关于《古今诗话》的编写年代,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推定“当在北宋之季”,最近有人据郭绍虞所辑《古今诗话》第３５１页之末引杨诚斋的诗句,对郭说提出异议,怀疑是南宋晚期的作品。郭绍虞费了多年心血,作《宋诗话辑佚》一书,为我们研...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鬼神论与墨家世界观研究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主题和讨论的核心在于鬼神的"明知能力"。从方法论看,是从鬼神赏罚论的观点论证鬼神明知的问题。关于鬼神明知论,《鬼神之明》的基本立场是兼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折衷立场"。这与今本《墨子》所见关于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的三种立场(完全肯定、完全否定、怀疑)不同,是《鬼神之明》所特有的。中期到末期的墨家世界观以天、鬼、人三层世界观为特征,即以天上世界、鬼神世界、人间世界三层结构来认识世界。三层世界观将关于天与鬼神的个人宗教信仰、三利思想、国家统治论、天人相关论全部包容在内,成为墨家思想的根基。到了墨家末期,墨家内部出现了对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深表怀疑的情况,不同的是,《鬼神之明》并非只是单纯怀疑,还鲜明地提出了"鬼神不明"这种新的学说。如果墨家内部已承认鬼神不明,个人层面上的宗教信仰、中期之后学派层面上的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国家层面上基于尊天事鬼的统治论及天人相关论,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鬼神之明》虽是战国时期由墨家一派形成的文献,但今本《墨子》被编纂时,必然要排除《鬼神之明》。这样也就从理论上为墨家为何从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提供了一个原因。     

宋玉《微咏赋》辨识

由于《微咏赋》晚出，引起研究者的怀疑，明杨慎、胡应麟以为“宋玉《微咏赋》为宋王微《咏赋》之讹”，然其所论是为臆说，不足为据。考《微咏赋》代巫山神女立言，实为借神女之咏叹，抒写作者沉沦、流离之情怀。以之与宋玉生平遭际和思想情绪相比较，甚是吻合。又考《微咏赋》韵例，符合上古语音的用的规则，实非后世人所能为。因此，宋玉《微咏赋》绝非南朝宋王微《咏赋》之讹；宋玉确有作《微咏赋》之可能；即使不能肯定《微咏赋》为宋玉所作，至少也应当承认它是两汉时期的作品。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尚书·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

《洪范》是《尚书》中反映殷周之际政治思想成就的一篇重要文献，自汉代至清末，它都是《尚书》学研究的中心。刘节于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新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挖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老子》本文的一个解释问题

1·一个怀疑《老子》开篇有句:“道可道非常道。”现代通常的解法是“可说的道不是恒常之大道。”这类解说是非常可疑的,而且这一曲解严重削弱了老子思想中的本体论深度,强迫老子局限于知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知识论神秘主义主张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因为“更高的”境界既然神秘就很难有什么有意义的推进——往往利用庄子与西来的思想(佛教思想以及     

“逍遥”和“齐物”的价值悖论

《逍遥游》和《齐物论》暗藏着庄子自我设计的思想困局。庄子的"逍遥"是排他的,而其"齐物论"则主张齐物我、齐物论、齐生死、乃至齐存亡、齐是非等等。这让同为《庄子》核心思想的"逍遥"和"齐物"陷入一种悖论般的两难:既然《齐物论》可以齐物我、齐物论、齐生死、齐是非,为什么《逍遥游》不可以齐大知小知、齐大年小年乃至齐逍遥与不逍遥?排他的"逍遥"与包容的"齐物"让庄子陷入一种无法自破的价值悖论。但是,正是"逍遥"与"齐物"所形成的悖论揭示庄子世界观的复杂性和哲学属性,庄子在论述其思想时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对存在的怀疑、对绝对价值的怀疑、对救世之道的独特态度成为先秦思想演变极其重要的环节。     

论孙子军事哲学的思想源流

《孙子兵法》充满了卓越的唯物观点和丰富的辩证智慧,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有着开山与奠基之功,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继《周易》与《老子》之后的宝贵文化典籍,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孙子个人的远见卓识和独创精神,忽略孙子军事哲学产生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社会条件,忽略其先驱者们所提供的思想资料。本文拟从三方面论述这个问题。一、孙子唯物天道观和无神论的思想是春秋时期怀疑、否定天命鬼神等宗教迷信的进步思想潮流的发展。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力的衰落,神权也跟着衰落。在人们心目中,天命鬼神的地位大大降低,人的作用大大提…     

韩众考疑

自王逸《楚辞章句》将《远游》之著作权归诸屈原,近世出现怀疑和争论。无论褒美于屈原,还是求真于《楚辞》,对《远游》乃至《楚辞》许多篇章的著作权必须由两种相反意见不断深入互相问难,才能使争论双方逐渐扬弃误说,逼近正确认识。本文正是基于此,专就《远游》中的韩众做一点引申研究,提出一些怀疑的思考。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从内证看《天问》的著作权

(一) 《天问》是一首诡奇难解的哲理诗(叙事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屈赋内的位置,并不亚于《离骚》,甚至超逾《离骚》。它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显现着诗人屈原的怀疑,批判由天及人的一切旧观念、旧传统的大无畏的战斗激情。作为中国“摩罗”诗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正通过《天问》之创作而“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韩非子》治家论初探──兼与孔、孟有关思想比较

《韩非子》是先秦的重要典籍之一,为战国末期韩国人韩非所作。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并因此而形成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侧重于从治国论的角度研究《韩非子》,历代的统治者们也仅仅从《韩非子》中读出“帝王之学”。其实,除治国论外,《韩非子》中还蕴藏有丰富的治家论思想。《韩非子》一书几55篇,其中不少篇目历来有人怀疑非韩非本人所撰。但据今人张觉的研究,该书中大部分篇目出自韩非手笔①。本文限于篇幅,不对各篇真伪详加考证,而径采张…     

佛教神秘主义:《大同书》的逻辑起点

<正> 《大同书》自问世起,无疑已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近代乌托邦思想集大成之著作.其中令人五色神迷的庞杂思想内容,使以后的史学家们在这如汪洋一片的思想之海中彷徨而经常处于褒贬不一和莫衷一是的两难境地.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梁启超就评价《大同书》中的思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大同书》中那呼唤如朝日喷涌而出的新世界的磅礴锐气,其幻想的闪电,确曾划破了旧思想界的沉沉夜空,而也就在这思想的闪电中,亦透露出康有为对旧有观念的绵绵哀思.《大同书》具有无畏的幻想和清醒的现实观相融合的特色,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是较难把握住其中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主线的.在研究《大同书》时,如果我们摆脱对《大同书》表层语义的诠释,而窥探其内在的深层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大同书》除了改     

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

汉魏之际思想学术的转变中,《诗经》同其它儒家经典一样,它的神圣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如果说东汉的王充在其反传统的著作《论衡》中预示了思想学术背离儒家学说的趋势,那么,魏正始年间“好老庄玄胜之谈”(《续晋阳秋》)的王弼、何晏著《老子注》、《周易注》、《道德注》,其所激起的一代玄风使秦汉以来定型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个时代转了一个方向。从此,常被称为魏晋思想且其精神实下及南北朝(特别南朝)的玄学思想取代了儒学,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两汉盛极一时的儒家经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到了漠视冷遇甚至怀疑批判。两汉的儒学凭藉官…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