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法律解释活动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法律渊源与法律事实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基础;法官通过对法律与事实进行解释,创造出针对个案的裁判规范,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结果,它是法官判决中说明理由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其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渊源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一个明显的限制,无论是正式法律渊源还是非正式法律渊源都在约束着法官的创造活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另一个限制,因为法官必须对自己的判决理由进行说明,这种说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论证过程决定了法官的创造活动要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限制。     

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会涉及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释完成后进入法律适用阶段,而法律适用仍然与法律解释相连。由此决定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相互交织。其实,合同解释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法律解释,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时常交织。合同漏洞的补充需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等规定,判断解除权行使所附条件有效与否牵涉到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96条等规定,解释约定解除的条件离不开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第1项等规定。所有这些,都存在着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合宪性解释研究论合宪性解释

一国的宪法解释机制取决于其分权体制.合宪性解释一般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而存在,要求解释者在遇见法律文义分歧时依据宪法规范选择最优解释方案.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集立法权与宪法监督权于一身,普通司法机关可以从其宪法性法律中推知其宪法决断意志.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宪法的合法律性解释自然合而为一,成为建构中国宪法释义学的方法论基础.     

法律语义解释的功能释放

法律语言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由于解释方法的不一样,可能对同一法律用语存在不同的理解。语义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法律语言含义的确定性,这一解释方法在推动法治进程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本文拟从分析法律语义解释方法的利弊出发,探讨法律语义解释功能释放的具体路径。     

中国现行的行政解释体制研究

我国的行政解释体制是法律解释体制的一部分,既具有法律解释体制的一般特点,又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目前,我国行政解释在体制上矛盾重重,在理论研究上裹足不前,致使行政解释的命运岌岌可危。完善和改造行政解释已势在必行,未来行政解释的发展应该分两步走:一、近期目标是完善现行行政解释体制;二、远期目标是运用先进理论重构行政解释,改造行政解释。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律解释涉及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解释法律和事实,并构建裁判规范.法官的解释具有超脱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偏向性.当事人也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自主性和任意性.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制约着法官的解释,他们通过法律论证实现法律解释的良性互动.     

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

法律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交流的过程,语言彰显了法律的沟通之维.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定位法律解释问题.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在语义学上体现为辞事相称的语言指涉型解释,语言体现为法律语词和法律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法律解释的语用学向度则体现为语言在本体论上对解释者存在意义的彰显,体现出法律语言在法律理解过程中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阐发.在语用学上定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表层的方法学,而是体现解释者话语权的深层政治学.     

法律解释与漏洞解决

法律就其文字属性来说需要解释。法律解释的含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其中包含着法律漏洞的解决办法。法律漏洞客观存在于法律之中,需要采用特定的法律方法来进行解决,包括法律解释和造法的尝试。     

如何获得正当性法律解释

要获得正当性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四个方面的要求:实体上,必须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司法的职业性、司法的民主性和司法的独立性是其核心内容;程序上,必须形成充分的意见竞争机制;立场上,必须坚持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方法上,必须坚持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以上四个方面是从一般意义上对获得正当性法律解释提出的要求,适用于所有部门法的法律解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部具体的部门法,针对其法律解释应该有其独特的要求。     

文义解释:法律方法的优位选择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最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涵盖了字面、限缩、扩张、法意、合宪、体系、语法、比较等解释方法。在文义解释方法之外,还有价值衡量、社会学解释等方法,按照法治对法律人的基本要求,文义解释方法具有优先使用性。这里的优先不仅包含使用顺序的优位选择,而且还包括解释者应尽量减少使用文义外的其他解释方法。法治反对那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不顾常义的添加或转义解释。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程序自然法视域中法律解释的任务

一直以来,大陆法系关于法律解释目标或任务存在主观论、客观论和折衷说的分歧,难以解决.而实际上,富勒"程序自然法"学说蕴含了对该问题的答案.其"法律的公布"、"法律的明确性"和"官方行为和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三项原则构成了法律文本的解释性准则,并由此决定了法律解释的任务是"重述"法律文本的公开性内容.即法律解释指向并限于法律文本;立法资料不能构成解释法律文本的依据;法律解释是且仅是对法律文本公开性内容的重述.这是属于客观主义的解释立场.     

刑法的立法解释论

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其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和细化:一是巩固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二是弘扬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原则;三是界定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扩张解释方法。由此,以期达刑法恰如其分的适用之目的。     

论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的完善

保险合同因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并以双方的相互诚信为基础。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主要依赖保险人提供的说明。目前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且引发了多种保险合同纠纷。其问题主要存在于保险人订约说明时间和说明内容方面。应确立“投保人冷静观察期”制度,区分“法定免责”与“自定免责”条款以及有限制地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以完善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     

宪法实践与实践宪法--我国宪法司法解释的现实基础

"8.13批复"①所引发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已成为宪法学者甚至整个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无疑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和法律过程中对宪法进行个案和附带性质的解释已是一个客观现象,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宪法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司法解释,而是如何立足于当下国情规范进行.只有将其存在的合理性上升为合法性(合宪性),才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且,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宪法司法解释无疑真正符合宪政的逻辑进路从范例到惯例的过程.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论德沃金的整体性阐释理论

德沃金的整体性阐释理论主要是为了批驳＂因袭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关于法律的观念而专门提出的。通过对一些著名的疑难案件的讨论,德沃金认为,任何一个案件都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这主要是来自于法律共同体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整体性阐释理论对我国的司法审判有所启示,主要是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限制。     

完善民族法制建设的思考

民族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当前民族法制建设中仍然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有“法”难依等问题。因此,必须加紧制定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规,加快民族立法的步伐和采取加强执法、完善监督机制的各种措施,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作好民族工作;才能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