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佛教

本文论述了忽必烈弃萨蛮、尊佛教的诸多原因。成吉思汗时代萨蛮教为国教,显赫一时。后来萨蛮教与蒙古汗权争斗,忽必烈之父拖雷死于萨蛮之手。忽必烈称帝后,“思大而有为于天下”。他为统一天下,根据中原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令佛、儒为其效命,实现了统一大业。     

广笑府

歪戴帽子 元时，胡石塘应聘入京，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他。胡石塘头戴棕皮编织的帽子，稍有歪斜。忽必烈问他所学的是什么，胡石塘答道：“治国平天下之学。”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汗 ,为夺取汗权和巩固汗权 ,大力推行“汉法”。其建纪元 ,立太子 ,废除豁里勒台制 ,改国号为大元 ,迁都到大都 (今北京 ) ,是为了加强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元朝建都城于大都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忽必烈汗尊礼孔孟 ,重用儒士 ,是他推行“汉法”的重要内容。怀才不遇的儒士们 ,借机“汉法”之行 ,发挥其各自才能 ,辅佐忽必烈汗建立了大业。     

忽必烈罢侯置守新探

忽必烈惩李璮之乱,于中统四年削夺河朔山东大藩的兵权,保留其管民总管一职,同时擢升大藩属下的千户为万户以统领其军队.对大藩来说,削夺其兵权与“兵民分治”其实是同一项措施.忽必烈罢世侯世守、行迁转法开始于至元元年八月,分两步进行:至元元年迁转河朔山东大藩,至元二年闰五月开始全面迁转路府州县中小世侯.次年完成对世侯的迁转.忽必烈暂时将大藩兵权转移至其属将之手,并由大到小、分步骤迁转世侯,都是他潜销大藩专横的策略.     

高级礼品 金贵为诚——宝玉贴金艺术品

雕刻着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代帝王御笔之福。唐太宗李世民国富家兴之“福”；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福”；元世祖忽必烈从政稳固之“福”；明成祖朱棣包容海内外之“福”；康熙天下第一“福”。     

论忽必烈的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统治艺术

忽必烈登基之后,面临各种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棘手的矛盾。为适应这种形势,解决这些矛盾,他将本民族传统的政治与伦理同汉民族传统的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并从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上进行统治,收到显著的效果。本文从“两制并行,力求稳定”、“德威并用,刚柔相济”、“兼收并蓄,共同繁荣”、“宽猛相济,保持平衡”等四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文章重点论述了忽必烈的伦理思想,然而,这一伦理思想中渗透着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的。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忽必烈汗》——以诗论诗的杰作

<正> 柯尔律治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诗人和理论家之一,他在诗歌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独创性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忽必烈汗》作于1797年夏天。据诗人自己介绍,他是在读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载时入睡的,梦中诗兴突发写下了二三百行诗。一觉醒来,他奋笔疾书将梦中所作付诸文字。但不想正写到激越之处却被人打断,《忽必烈汗》只写出了54行。这首神秘、荒诞、奇特、昂奋的诗歌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英国文学中最     

论元代政治家不忽木——兼论不忽木的词曲成就

不忽木是我国元代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自幼师事王恂、许衡,对汉文化有极深的造诣。他相忽必烈、铁穆耳两朝,反对卢世荣、桑哥等用“敛财”手法增加国赋收入,被认为是元代的贤相,据说他死时,“都城之民为之罢市”。他还是一名鲜为人知的词曲家,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的人名中,有不忽木平章。他的两个儿子回回、(?)(?),也颇有父风(?)(?)以书法知名,《元史》称“善真行草书,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但对于这样一代历史人物,史学界迄今却殊少研究。30年代初,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虽极称不忽木“崇儒重道若此”,唯惜乎语焉未详。本文试图从他的家世、所受教育、汉法治政,以及汉学程度等几个方面加以考论,不足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指正。     

激流勇进之美——论刘白羽散文的壮美风格

刘白羽在《答读者问》等篇中,多次谈到《长江三日》的意境是“激流勇进之美”;这种美,是指“长江砰然而下,一泻万里的神魄”,是“长江的伟大精神气魄”;追求这种美的意境,是为写出“我们时代的长江”,是对长江“赋予时代色彩”;这“激流勇进之美”,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激流中形成的思想感情、美学观念、人格、气魄等溶合而成的“我的风格”。这一风格贯穿在刘白羽半个世纪的散文创作中,渗透在他散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诸多因素之中。这壮美风格,独树一     

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速不台家族

前言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蒙哥(宪宗)在他统治的第七年(公元1257年)下令远征南宋,并亲自率军向四川方面进发。但是,他在翌年秋七月(旧历)因军中蔓延传染病而死于前线合州附近的钓鱼山。因此,不仅他计划覆灭南宋的事业遭受挫折,而且围绕大汗汗位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发生战争,引起了“阿里不哥”之乱。     

试论蒙古族宗教的演变

元朝以前,蒙古族普遍信仰的是孛额(萨满)教。到忽必烈罕,把蒙古孛额教的“国教”之位让给了藏传佛教。本文论述了这一变革过程,并从9个方面阐明这一变革的必然性。     

藏彝走廊的蒙古族源记忆

藏彝走廊是多民族频繁接触和互动的区域,“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而诸多蒙古族祖源记忆和传说正是这样的“历史遗留”。一、藏彝走廊中蒙古祖源记忆与传说的分布(一)康定县木雅藏族地区木雅有两个甲布(王),其一是来自青海的蒙古王,其一为本地之王,二者发生战争。蒙古王也被认为是明洪武时从九龙方向来的蒙古首领;或者是来自阿里的蒙古喇嘛。此外,原革什咱头人巴登还说自己家族原都是蒙古人。(二)丹巴县梭坡乡传说很久以前,一批蒙古族人来此地放牧,“梭坡”由此得名。或称:梭坡人是忽必烈南征时留守的蒙古军人后裔。近年有人在当…     

马可·波罗的蜀道之旅述论

马可·波罗是第一位将蜀道沿线的见闻记录下来的西方大旅行家。宋末元初的蜀道,不仅是南宋与蒙元争夺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的"龙兴之地",忽必烈曾下令"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为马可·波罗蜀道行创造了条件。马可·波罗的蜀道之旅,取道陈仓—凤州—汉中—广元入川,从京兆府﹙西安市﹚经兴元府﹙汉中市﹚到成都府﹙成都市﹚。这是他从北京到云南旅途中印象颇为美好的一段,客观地反映了蜀道沿线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喜人景象。蒙哥汗死于蜀道南端的钓鱼城下,忽必烈兴于蜀道北端的京兆府城,也可能是马可·波罗蜀道之旅的主要动机。《马可·波罗游记》对蜀道的记载虽然简略,但他给西方世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迷人的蜀道画卷,值得珍视。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忽必烈政权的建立及其麾下的汉军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以汉地做为国家根本之地的,这与以蒙古高原为本土的成吉思汗至蒙哥汗的蒙古王朝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就是说:元朝一方面继承了成吉思汗以来大蒙古帝国的统治结构,另一方面又具有传统的中国王朝的外貌。汉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是它军事力量的最大依靠。导致忽必烈政权改变传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与据有蒙古高原本土的末弟阿里不哥为争夺大汗继承权而发生的战争。     

“元朝皇室”是“孛儿只斤家族”的同义词吗?——与特木勒、希都日古商榷

我在 1 996年撰文提出了蒙古史上的“黄金家族”仅指忽必烈子嗣的看法① 。在国内 ,曹永年先生则持“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家族”等同的观点。他的两位当时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在其指导和反复修改下 ,撰写《讨论“黄金家族”一词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一文 (下简称《商榷》)。为此 ,我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黄金家族”一词指称对象范围》② ,一篇题为《关于“黄金家族”一词的产生时间》③ ,答复了他们的商榷 ,进一步论证了我的观点。在此 ,我将继续论证自己关于“黄金家族”一词仅指忽必烈子嗣的观点。…     

试论李勣的为臣之道——以唐初的几个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

李勣无疑是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他戎马一生，战功非凡，但是他历经三朝，却屡屡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千荣身自保，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还是玄武门之变，抑或是太宗托孤、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徘徊顾望”，即便身居宰相高位，也要“抗表求解仆射”。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一直小心谨慎，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