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史学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史学即研究历史的科学,但没有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就不能称之为史学.因此,史学遗产不同于一般历史遗产,它是历史遗产中形成客观规律的一部分,而不应与史料学、考据学、年代学、史学史等学科混淆. 下面就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活力的几个历史规律的方面作简要叙述和批判的继承. 一、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活力早在尧舜时代,民本思想就已出现,《尚书》尧典、虞舜典都有所记载,至于形成为一条     

盛唐时期的史学研究

史学的发达和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地位的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显赫一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可圈可点,无论是史学理论创新、官修史书的编撰,还是前代史学研究,乃至地理书、姓谱之学、行政法典及目录的编纂方面,都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何炳松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靡我国史坛几十年的“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他对史学史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并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等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的草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余嘉锡史学述论

余嘉锡是我国近代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一生从事考证研究,在史学研究上成果颇丰。本文论述了余嘉锡史学经世思想,分析了余嘉锡在历史考证学、历史编纂学上的见解和贡献。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马基雅维里对西方史学的贡献

本文从论述马基雅维里不朽之作《佛罗伦萨史》的编纂方法入手,在认定《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之基础上,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人本史观、英雄史观、历史哲学观、历史循环论及其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进行系统阐析,论证了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对西方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王树楠欧洲史著述探析

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关注西政和外国史地学的编纂,王树楠是比较早的专门编纂欧洲史学之人。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变易进化的观念,继承发扬传统史学中治史之鉴戒传统,积极向国人介绍古希腊和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推动了变法思潮的发展,并积极主动地从中西比较中寻求借鉴。     

试论班固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名著。班固及《汉书》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第一,首创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第二,整齐和完善了纪传体的结构;第三,重视史书编纂中的文字表述,给后世史家以诸多启迪。     

当代史学结构浅析

纵观近两个世纪史学自身的发展,明确反映学术领域最新趋势和状况,正确处理客观历史与主体史学的相互关系.历史学的基础层次是对客体历史的研究及理论与方法.微观历史研究,中观历史研究、客观历史研究.历史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哲学层次,历史本体论,历史识认论,历史科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史学学层次,狭义史学学,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史学史,史学主体的基本素养及其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