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公共权力异化问题初探

公共权力是政治学研究及政治实践活动的核心议题,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长期伴随人类生活的重要现象,腐败问题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具体形式之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能够深入理解公共权力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及形成原因,提出解决中国公共权力腐败、滥用和误用问题的两个立足点,以期有助于推动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反对腐败的政治学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腐败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标本兼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制约机制的建设     

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源

公共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此命题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公权与腐败的“姻缘”关系;二是公权本身的变异性。在公权存在的条件下,腐败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条规律。减少公权,应成为目前我国防腐反腐的首要选择。     

标本兼治--反腐败

腐败从表面上看,多表现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从本质上来看腐败乃是一种权力的异化.防止权力的异化--反腐败--从古至今一直是各国执政党和领导者高度重视的问题.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认为治理腐败有两条途径正面引导人向善--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反面防止人从恶--加强法制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反腐败的治标之道.只有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具体化——论特别财产限制的补偿

本来意义上的公共负担源于社会契约论,直至近现代为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理论所正当化。不过,提出财产权利社会责任理念的国家福利主义者并不反对对公共负担予以必要的限制与防范。对财产的特别限制必须予以补偿即是对上述限制与防范的制度体现;它和“公共需要”标准共同构成了对权力征收行为的限制。从而在财产权利的社会责任与财产的权利防御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展现了从古典形式主义法治向新立宪主义流变的图景。     

权力的合法性研究

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理解权力合法性的关键是承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度的概念,包含了规则要素、正当性要素和行动要素,它们共同推动了权力合法性的实现。权力的合法性构成了附属者服从权力或权力合作的道德基础。合法的权力就是有限的权力;而权力丧失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就是掌权者没有意识到其权力的固有限制。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宪法规范与财产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财产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权利概念,传统的私有财产权强调的是个人对物质财富的控制权。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财产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私有财产权经历了从“不得侵犯”的绝对保护到为社会公益而相对限制的过程,这一变化在各国宪法及其相关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强调私有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限制,主要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同时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突破社会公益的标准。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相关规范中,包含了几个共同要素,即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目的要素、根据要素以及正当性要素。财产权的概念又涉及个人权利及社会责任这两个要素,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看,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不当侵害与干涉。从社会责任角度看,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财产权也负有社会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其进行限制。     

权力制约：预防权力腐败的路径选择

权力腐败产生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的关键在于加强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依法行政;转变职能,规范用权,科学配置行政权力;加强民主监督,完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     

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宗旨和原则

:权利受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正当根据是建构一种和平共处的权利秩序 ,化解多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确保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一般采用“权利附条件”的方式来实现 ,从表面看它是对权利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 ;从深层看它是对权利所设定的利益的限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可以任性。只有把权利限制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关怀和捍卫权利时 ,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据此 ,权利限制必须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技术探讨

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为业界和理论界所共识。公司社会责任应该具有明确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并且在法律的范畴内应该有其实现路径和责任的追究机制。这是公司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公司社会责任被泛化的核心要素。当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被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予以确立,同时,这一法律原则也就贯穿于公司法的规则之中。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解决公司社会责任法律的实现问题。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s the Party’s governing system,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wer is neutral, passive, independent and final, features that reflect the irreplaceable nature of its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rowth of judicial power is diachronic, complex and evolutionary, which means that its construction will be a tortu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unctions of judicial power in China and their immediate results, we should fix our gaz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aking checks and balance as the principle in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rights protection as the heart of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harmonious operation as the standard for guaranteeing judicial power, and cultivating leg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supporting judicial power. In optim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tself, we should strengthen its functions of adaptation, integration, goal attainment and latency.     

论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人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所在。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之一。而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应该在公平与效率的深层次统一层面上,以平衡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为旨归。所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主要路径是:提高、扩大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权利;加强、扩大职工的参与管理权;提升监事会地位,扩大监事会职权,完善对监事义务之规定。     

重塑商业反腐败之刑法规制(英文)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公职腐败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反腐败的重心。为了更好实现对公共权力约束的目的,应当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新表现,对中国刑法的反腐败罪名的构罪标准、具体评价尺度等微观内容进行调整,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论环保部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起诉主体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诉讼和公共性环境公益诉讼两大基本类型,环保部门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公共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从可行性看,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着国际上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具有现行的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体验。环保部门务必对其提起公益诉讼的活动进行合理限制和科学设计,譬如务必以已经履行了环境监管的法定职责为前提条件,一般应作为第二顺位原告等。     

职权为什么必须被行使?——为"职权"的法律意义而辩

在我国的法理学中,法院等国家机关的职权被认为具有"必须被行使"这个含义,理由就是"不行使就是违反法定义务、要受到制裁"。这种解释的背后隐藏了一种独立于法律的事实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观念,一方面只是一种职权的政治学、社会学概念,另一方面又与现今普遍被接受的法治理念相悖。因此,需要一种符合法治理念的国家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职权的法律性质,确定一种职权的法律概念。     

中国公法崛起的法学认知和意义

中国公法崛起的必然性隐寓于其表征和原因之内,即公法法律文件的逐步完善,公法学术的迅速发展,公法向私法的渗透以及社会对公法的热切关注。而正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公法的崛起,这也给中国法学带来了三大机遇:拓展了中国法学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逐渐趋于比较平衡的发展;促进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同时,公法崛起也给中国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上,构建规制国家权力的严密体系。     

关于法律解释的概念问题

文章认为狭义的法律解释只不过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即仅指国家授权的一定机关对法律作的有相对的普遍约束力的解释,而不是法律解释的全部。如果用这种法律解释的概念取代人们通常理解的法律解释的概念(或所谓广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势必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承认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既无必要又有害处。法律解释按照解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有权解释、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