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唐代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汉族琐谈

自安史之乱后历肃、代、德三朝,河陇十九州先后皆为吐蕃所并。从此,吐蕃开始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对河陇地区汉族的统治。直到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遣其兄举十一州图籍入见,河陇才重新归于唐境。在这近百年当中,吐蕃是如何统治这一地区广大汉族人民的?河陇汉族人民在吐蕃统治下的境遇怎样?有的文章业已涉及,然而显得十分零散。笔者想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作一番综合的探讨,非敢望补苴罅漏,姑作抛砖引玉之尝试,以向方家请教。     

论墀松德赞时期唐蕃关系的曲折发展

墀松德赞时期的唐蕃关系是曲折多变的,其间发生的重要事件有蕃军占领唐朝河陇、剑南等地和攻掠长安,唐蕃清水会盟和吐蕃平凉劫盟等。这一时期使吐蕃的军事扩张达到最高峰,从而使唐朝的河陇地区长期陷入吐蕃奴隶主级阶的残酷统治之下。但是,这一时期的后期也是吐蕃奴隶制统治和军事扩张走向衰落的过渡阶段。     

略论吐蕃时期汉藏体育与医学文化交流

本文就吐蕃时期汉藏体育与医学文化交流的背景和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吐蕃时期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从松赞干布赞普开始实行了与唐王朝联姻等一系列密切汉藏关系的开明政策,不仅促进了吐蕃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吐蕃体育的发展。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吐蕃灭亡吐谷浑之后,唐蕃争夺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和青海的战争,相当激烈,至今青海境内、黄河北岸还有多处名为“汉血原”和“汉尸原”的地方,遗存着当年战争的酷烈.到680年,吐蕃已“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岭(?)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安史之乱起,唐朝驻守河陇的精兵猛将调回关陕一带,吐蕃乘机占领河陇,只有一些孤城在吐蕃包围下,苦战坚守.781年,沙州坚守十一年后,因弹尽粮绝,才与吐蕃签订城下之盟.至自,吐蕃在隐定住对西域、河陇的统治.851年(大中五年),吐蕃王廷内讧,无暇东顾,张义潮举兵起义,收复瓜、沙、伊诸州.到866年,吐蕃最后退出西域,河陇失地重归唐版籍.在这占领西域、河陇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吐蕃几乎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职官四题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当地设置的税务官(khralpon)和文书官(yigepa)分别负责赋税征收和公文处理、田亩登记等事务。他们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判官,与唐朝的孔目官和掌书记有相似之处。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则分别负责土地分配调整、农田水利管理等事务,按部落大小分别设置不同数额,且有不同级别。他们与唐朝的营田使、都水令等职官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吐蕃营田官对归义军营田使有重要影响。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落入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籍税务司手中,致使海关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缉私权.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趁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整顿加强海关缉私工作,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