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一为儒家,一为法家,两者结合,以阴法阳儒的形式体现出来,维系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人性作为儒法思想的基本问题,决定了专制思想脉胳,从人性入手,可以剖析思想核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儒:儒家学说弥散着一股泛爱情调,它尽可能地在人们之间建立亲情联系,使人们从感情上需要他人,或感到有义务帮助他人,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亲宗风气,即以宗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最终使整个社会成为以感情为纽带的一大“宗”。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充溢着亲亲情感的思想,维系着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这一矛盾能够在儒家思想所倡“人性善”中找到解释。总体上讲,儒家相信人性为善,更准确地讲是认为人性有趋善的倾向。孔子并未对人性作清楚的阐述,但他自信教育可以使人为善向上,摆脱各种致恶因素的诱惑,向“仁人”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论李白政治思想的主导因素及其发展历程

从李白不同时期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出发,对李白政治思想的主导因素作了分析与考察。指出在蜀中时期,李白的政治思想表现为“杂”与“稚”,三十岁左右逐渐确立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在以后大半生的经历中,他都致力于实践这一理想目标。李白复杂的政治思想在发展中也经历了变化,但始终以儒家因素作为主导。     

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反思

爱是儒家学说的思想起点。为了由血缘之爱推出社群之仁爱,儒学从天人两个向度展开思想探索,并在理学成果中表现为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的辩证世界观,以此来完成人性结构与世界本体的同质同构性说明。儒学最有特色的成果是修养功夫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通过“中和”问题的探索,开拓出知识与道德互相启发的精神实践道路,为中国哲学中真与善的矛盾求解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也由此探索出了一条仁爱的精神实践道路。     

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

一、“圣人”本体与修养论 近现代不少哲人认为儒家哲学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即如此,梁启超也认为此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沦语考释》).“内圣外王之道”最初见于《庄子·天下篇》.此编系庄子后学所作.“圣王观”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于是就有人视儒家学说为“实践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的“入世”学说云云,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先秦儒家学说主要是关于人格心性修养学说,一切行为都只为求得人格修养的完满.熊十力《读经示要》云“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间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内修”与“外修”似乎是修身的两种方式和途径,具有同等位置的重要.此种看法比较接近先贤的原意,用此解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楚竹书君子“治世”思想与战国秦汉社会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中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修养、君臣德行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而有关“治世”问题的讨论,大抵可置于以“德治”为核心观念的思想结构之中,体现着战国儒家德治为本的政治思想。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思想与汉代儒家思想的差异,如“君子”指称的变化、君亲观念的转变等,都与战国秦汉社会现实的变化特别是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