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正>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或纲领性口号:“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个口号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在当前的条件下有什么新的意义?有没有必要重新倡导、重新实践这个口号?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作出明确的回答。一文艺必须同群众相结合,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文艺口号。它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所作出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说,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的许多论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总的口号,也就是邓小平同志上述论述的概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略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兼驳“距离论”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很明显,小平同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改变这个口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长期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那么,今后该怎样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小平同志更具体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史学研究看,我们过去走过不少弯路。在陈伯达“厚今薄古”口号倡导下,要求历史学配合当前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为具体的某项政策作图解;以后发展成为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历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所关注。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的倾向性、文艺的党性原则的理论,在《讲话》中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刻而系统的阐述。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     

试论文艺“为农民服务”问题

前一时期,关于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曾经有过一番口号之争。有的同志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有的同志则认为提“为人民服务”更加全面。这样一种讨论,其实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即使坚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恐怕也决无理由反对文艺除为工农兵服务外,也还必须为其他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吧?至于主张提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志,毫无疑问,自然是把为工农兵服务这个主要内容包括在内的。然而,在某些座谈会上,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各项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文艺战线来说,也就是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那么,是否还需要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呢?由于“四人帮”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散布了种种谬论,使得有些问题弄得是非不清。“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左”字。他们为了制造文艺空白,推行“阴谋文艺”,便藉口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学术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同前一时期文学的分界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党的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三中全会倡导的民主精神促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使作家艺术家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三、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在历史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点表現

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给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指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我們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厚今薄古”同“厚古薄今”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問題,因此,我们在研究“厚今薄古”方針同时,必须用这一方针检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受到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斥责和批判。在他们横行的日子里,从文件到讲话,从报刊到电台,都对这个所谓“反动口号”进行了口诛笔伐。对坚持和赞成这个口号的同志,实行法西斯的残酷镇压。这个口号究竟“反动”在哪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为什么那么憎恶这个口号?应该不应该为这个口号来一个“平反昭雪”,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现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一些看法。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论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的功绩

郭沫若是“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曾热情地呼唤:“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我们的目的是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虽然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这个口号,但却已鲜明地表达出文学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他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发表的《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则清晰地提出了“革命的文艺”这个概念。他写道:“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     

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笔谈) 综合与创新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走过了一个从“正题”,到这个“正题”的“反题”再到“合题”,可以视为“之字形”或“马鞍形”的曲折的道路。有的学者说是“回归”,我觉得说成“合归”可能更妥当些。诸如:在对文艺的社会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新时期前突出社会学研究,新时期后强调美学研究,现在开始表现出两者相结合的势头;在对文艺的客体性研究和主体性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新时期前突出对文艺的客体性研究,新时期后强调对文艺的主体性研究,现在开始表现出两者一定程度的结合;在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内部规律”研究的关系问…     

"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夺取江西全省"口号辨析

本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和“夺取江西全省”口号,从对时局估量、道路选择和历史验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与辨析,认为“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已有历史定论,无疑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而毛泽东等提出与实行的“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是以对时局的实事求是估量与判断为依据的,是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又被历史实践验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口号,与“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有本质的区别。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本文从文艺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实践两方面论证了鲁迅对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的见地。文章指出,鲁迅提出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口号和“敢于如实描写”的写作方法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达到文艺真实性的基本方法,也是对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创作思想的批判;鲁迅主张积极的“写实主义”,他“理想的真实”观是反对艺术上的虚无主义、爬行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又和夸大到绝对化的超现实的理想不相容;鲁迅认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承认文艺的真实性,否认文艺的倾向性,或用文艺的真实性取代文艺的倾向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文艺倾向性是由主观方面的政治或思想的观念、态度或评价和客观对象的政治或思想的本质、本性或属性两方面决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做到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尽可能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