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文化阐释

雅俗之辨始于北宋而盛于南宋，是两宋词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该主题是由 两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艺术创作上的雅俗之辨，一是文化层次上的雅俗之辨。北宋的雅俗 之辨主要侧重于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属于艺术创作论；南宋的雅俗之辨则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 扩展到了雅俗两大文化层次的辨析，具有了“文化论” 的内涵特征。这种发展既取决于两宋时 代精神的新变，又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词体创作中的演变。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根 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性格。     

试论宋金元间词体创作的雅俗之变——以山谷词与遗山词为例

宋金元间词体创作明显地经历了雅化和返俗的过程,在这中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词人,即北宋后期的黄庭坚和金元之际的元好问。黄庭坚的时作俗词以及元好问的常作雅词,反映了词体风格转型时雅俗流变的情况,也表明了他们都是恪守词体特质的词人。     

论宋代士大夫寄内词的艳情化

<全宋词>中近80首的士大夫寄内词,真实地再现了宋代士大夫夫妻生活的原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士大夫寄内词与赠妓词一样,绝大部分皆有艳情化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妻子容貌服妆、形体情态、歌舞琴技、云雨情事四个方面的叙写上.     

论欧阳修词作的"雅"与"俗"

欧阳修词作中存在"雅俗并存"的特点,其雅词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类词严格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其中不少词寄托着作者宦海浮沉的身世之感.其艳词大多比较直率大胆,明显受到南朝乐府民歌和梁陈宫体诗的影响,下笔相当开放.欧阳修词作中这种"雅俗并存"的特点,与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及他本人传统的词学观有很多关系.     

雅词发展中柳词的类同与利用

在宋代雅词发展进程中 ,柳词类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融音、词、情三者为一体和题材的转移、情感的自我化以及词的气势等方面。而其利用则是通过为苏词复雅提供契机来实现的。     

语言与宋婉约词的雅俗个性

中国词学界历来有雅词俗词的区别,也讨论到语言这一形式因素对雅俗个性的影响。但已有讨论多停滞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很少从语言角度串联一条雅化线索,进而分析宋词由俗及雅的发展过程。本文以柳永、周邦彦、姜夔为代表串联这样一条雅化线索,尝试性的开展了一点工作。本文认为:三家虽同为文人婉约词家,三家的雅俗个性却迥然不同,柳语近曲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不妨随俗自婵娟——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通俗特征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具有鲜明的通俗性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音乐性质的世俗化,更表现在其歌词所反映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乃至人生价值定位都与以雅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导致了雅俗文化的冲突和对峙,另一方面,它们又促成了这两种文化的渗透与融合,从而使宋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雅俗交融共存的良性发展态势。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

自宋代开始,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的活动日益突出,货殖经营之风愈益渗透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宋代浮薄华侈的社会风气和士大夫义利观的转交,则为宋代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文化心理机制.     

中国古典词学雅俗呈现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雅俗呈现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四个维面:一是雅俗呈现与情感表现关系之论的承传;二是雅俗呈现与主体学养关系之论的承传;三是雅俗呈现与语言运用关系之论的承传;四是雅俗呈现与词作审美表现关系之论的承传。上述几条线索,从不同视点上展开了词学雅俗呈现之论,多元化地展示出古典词学雅俗创造论的基本内涵。     

山谷雅词的艺术特征

山谷雅词是典型的文人词,其题材广泛,意境奇特,格调高雅,体现了其求新求变的美学追求。山谷雅词常以典入词;常寓有戏谑之笔;常于清新中蕴蓄刚直之气;常于词中自抒胸臆,表现对人生世事的感叹与超脱。其咏物词形象质朴,茶词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边事武功之词寓豪放之气,开南宋抗战词派的先河。山谷雅词无论是题材内容或是表现方法,都在传统词作中蕴涵了新变的因素,婉约之作能于往复回旋中孕育深情,豪放之作也能澄澈明净,抒胸臆于沉郁之中,对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宋词雅俗新探

两宋词坛的雅俗之辨事实上是在“文”与“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以此为角度切入 ,就可以从宋人繁多的诗话、词话、笔记以及词和词集的序跋中清理出宋词雅俗流变的两条线索 ,并对其成因有所了解。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论易安体的写作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家国之痛两大因素对易安体的构成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易安以其细腻的女性目光,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并将雅词给予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易安体自然清新,以寻常语入词,是对宋代诗学"平淡而山高水深"以及柳词平易浅近特征两个方面的继承.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周柳"合论

清人着眼于周邦彦与柳永均有雅俗二维复合的特质,均通音律、工长调以及在笔法、结构上存在承继关系而将这两位在宋代地位甚为悬殊的词人组合起来进行比较论述。这种合论实质上是清人借二者的某些共同特质来表达自己的词学思想,如对周、柳雅俗风格前后不同的评价反映出的正是清人雅俗观念的变化轨迹。比较合论的批评方法虽能展现周、柳二人的完整风格,但也把词人的非主导风格过于放大,从而影响词人在清代的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