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环境正义视域下邻避运动的本质、成因与治理

环境正义理论源自对邻避运动的研究,是认识邻避的根本视角.从邻避于与环境正义关系入手,将邻避运动的本质界定为居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的运动,分析其合理性来源即居民基本环境权并藉由此批判极端环保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邻避理论.将邻避运动的成因归纳为居民环境权利的界定不清、认同缺失致使承认不正义问题出现;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平衡致使分配不正义问题出现与决策模式黑箱化致使程序不正义问题出现,进而从明确居民环境权边界,实现承认正义;引入多元化补偿手段,实现分配正义;重视邻避设施建设各阶段,实现程序正义这三个维度探讨邻避运动治理路径.     

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识别研究——以上海市公共交通类邻避冲突为例

在综述城市邻避风险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并将其细分为主体、客体、情境三个类别共20个指标。运用德尔菲法对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进行二次识别,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环境、身心健康4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对上海市迎春路地铁站选址事件附近居民的风险认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进一步确认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专家识别的结果。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基于风险竞技场理论,通过对ＢＯＢＯ 城垃圾分类转运站事件的个案研究,审视了邻避风险的社会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揭开了“中国式邻避冲突困境”的症结。首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风险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园意识崛起及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采用非常规行动以打破政府单方主导的博弈规则,进而实现利益诉求的非正式表达;最后,一方面邻避项目是地方领导者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侵蚀政府权力行使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执政危机,使得博弈双方的风险互动陷入新一轮的“立项—抗议—停止”之中。     

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摘要］邻避冲突是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公民权利意识发展、政治空间默许与鼓励、现代科技知识发展与环保意识兴起交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批评者批评邻避冲突是自私自利的情绪化反应,肯定者认为邻避冲突是公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运动,但从公共利益悖论视阈出发,邻避冲突的经济学本质是公共利益悖论现象的集中体现。邻避冲突具有独特的内在特征,它起因于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避冲突作出类型界分,对邻避冲突治理至关重要。     

邻避冲突化解中的政治吸纳与制度嵌入

邻避冲突是由于垃圾场、高速公路、殡仪馆等公益性设施的修建所引发的、设施周边居民基于邻避情结、旨在阻挠设施修建的抗争。基于邻避决策的现状,邻避冲突的困境通常体现为非理性的邻避诉求与政府“非邻避化”的处置方式。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实践表明,政治体制吸纳邻避冲突与邻避冲突的制度嵌入,将有助于邻避冲突困境的化解。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是一个体系,其中的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经济风险评价是基础,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环境风险评价是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归宿。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生存不确定性的认识升华和价值演进,现实风险的类型及威胁程度影响着人们决策价值的选择方向与转换方式,从开发主义始,历经科学主义和生态环保主义,最终演进到包含环境正义观和后物质主义在内的邻避主义。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5年间22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及防范——基于焦虑心理的视角

社会发展过程中因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这些事件对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于邻避项目所呈现的心理状态与其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基于此,聚焦个体与群体两个层次,以焦虑心理为核心,分析了邻避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从滋生、蔓延到扩散的生成机理,并以\     

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环境正义的视角

作为一种环境社会事件,邻避冲突直接关涉的是环境权益处理的妥当与否。只有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出对邻避冲突发生原因的深刻认识;也只有做到对居民环境权益的公平对待,才能实现对邻避冲突的科学治理。公民环境权界定不清晰、环境利益分配不平衡以及环境要素使用不符合程序规范都可能引起邻避冲突的发生。而要想从根本上防范邻避冲突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原则贯彻到邻避冲突治理之中。首先,通过对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实现环境承认正义,做到环境使用的有法可依。其次,通过环境利益分配的均衡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最后,通过决策模式的科学化走向环境程序正义,减少环境权益纠纷的发生。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我国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基于 “公民性”视角的考察

从2007年厦门px事件至今,我国邻避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给项目建设与社会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已尝试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功能性策略以加大防控力度,却仍未能摆脱“上马-反对-停建”的困局。究其原因,现有对策大都聚焦于对政府或企业行为的诟病与矫正,却对冲突中的公民素养与行为缺乏关注与引导。邻避冲突既是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等“一阶公民性”不断成熟的产物,也暴露出责任感、理性观等“二阶公民性”的不足和“公利精神”、“妥协意识”等三阶公民性的欠缺,有必要从知识、技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公民性进行培育,从而为冲突化解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