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功能定位的形态演化与改革展望

在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建设背景下,裁判文书显示出“司法索引”的功能定位,其改革孕育了裁判文书司法索引的萌芽形态。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阶,实质上引发了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裁判文书实现了从“被索引”到“索引化”的转变,司法索引功能定位形成;“要素索引”形态的出现,标志着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成熟。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开启了裁判知识改革,裁判文书司法索引迎来从“要素索引”到“知识索引”的形态突破。为实现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的突破,需要进一步深化裁判文书改革,深推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深耕人民法院裁判知识改革。     

控制论视域下高校师生廉洁知行与腐败自我控制实证研究——以高校师生廉洁知行抽样调查为例

赫希的自我控制理论认为,个体的低自我控制是其实施犯罪或类犯罪行为的原因,社会纽带薄弱则低自我控制,依恋、奉献、参与、信念是反映社会纽带强弱的因素,也是考察个体自我控制高低的因变量。为考察高校师生反腐社会纽带和腐败自我控制,笔者对五地域高校师生廉洁知行现状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根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分析高校师生廉洁认知、廉洁知行统一性,研究高校师生反腐社会纽带、腐败自我控制现状。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高校师生反腐社会纽带较强,腐败自我控制较高,但部分高校师生存在廉洁认知模糊、廉洁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反腐社会纽带薄弱、腐败自我控制较低,个体腐败风险大。以社会纽带理论和自我控制理论为启示,探索增强高校师生反腐社会纽带、提升腐败自我控制路径,预防师生腐败犯罪及类腐败行为。     

科研腐败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大,科研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近年来关于科研腐败犯罪的20个真实案例,从犯罪主体、行为分析和惩治情况等案例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研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主体身份为犯罪提供掩护,司法弹性过大,监管制度不合理等,并提出通过完善预防机制,加强项目过程自律管理,健全事后追责机制等措施防治科研腐败行为.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改革之路径研究

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为常见、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职务犯罪.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是否公正、科学、合理直接关系适用法律的公信力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总体效果.当前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确定了主要以犯罪数额的多少为区分设置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模式,对依法打击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因应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应当适当调整、细化量刑幅度、数额标准,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严格把握缓刑、免除刑事处罚等刑罚执行方法的适用等方面入手对我国现有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进行全面地立法改造,以适应依法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     

论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刑事法控制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大于腐败犯罪的查处率所形成的差额,它是制约反腐败的内生性因素,具有司法视野不能及的严重后果。我国腐败犯罪黑数的程度令人堪忧。控制腐败犯罪黑数,在观念上要树立腐败犯罪"零容忍"的刑事政策观;在刑事立法上强化刑罚的威慑力,控制选择性侦查的标准和条件;并配置以专门的犯罪存疑统计机构和线索收集途径。     

裁判文书说理释法的路径选择

当前不少法官撰写法律文书时有意识地减少说理的比例和频率,法官“不会说理、不敢说理、不想说理”的现象正在“稀释”法院规范裁判文书释法工作的效用。裁判文书说理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助推司法系统的改革和进步。从构建裁判文书说理标准与质量的体系、建立裁判文书专业化转型激励机制、法官法律技术方法培训常态化等三个方面提出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建议。     

关于受贿犯罪立法完善与制度设计的若干思考

针对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在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提出在受贿罪立法中,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适当扩大受贿对象的范围,调整受贿罪定罪标准。同时,提出应引入打击受贿犯罪的新机制,并比较分析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中国“囚徒困境理论”各自的优劣。最后,提出建立立法与监督相结合的受贿犯罪预防机制,以提高司法效率。     

西部开发之刑事法治问题探索

西部地区有其独特的“区情”,要为西部大开发创建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就必须考虑其传统的地域法律文化、多样的犯罪诱惑因素和落后的司法实际状况等具体“语境”,从而讲策略地准确打击犯罪和分层次地有效预防犯罪。     

美国追踪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研究

现代刑事犯罪侦查手段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电子追踪科技促使刑事侦查监控犯罪能力发生质的飞跃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以正当程序理念主导刑事诉讼的美国通过一系列定位追踪犯罪的司法判例,不断扩充解释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搜索、扣押”条款,以“合理隐私期待”为现代隐私权的界定标准,以刑事司法审查制度为保障,平衡公民隐私权与控制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两者间的关系。     

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

政治稳定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腐败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伴随物,却困扰和阻碍着社会发展,影响和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腐败原因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需采取思想政治教育、廉洁文化宣传、制度建设、加强权力规范和制约和加大对腐败惩治力度等方面措施来维护政治稳定。     

高铁时代广深双城及其与腹地城市联动关系识别的证据

得益于两个大局战略推进,地处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带的广州、深圳双城获得了先发之机.历时30余年,广深两大中心城市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得以巩固.不同的是,广州地位之确立是历史的再现,深圳市则是改革与开放政策催生的新兴城市.通过借鉴经典引力模型,结合广深城市体系发展实践,确立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甄别联动关系.测算结果发现,虽采取不同算法,城市关系及位序法则却保持着一致性.给定中心城市,也就能够识别腹地城市数和区域范围.实证检验发现:高铁确实产生了珠三角城市间的联动效应,并使广深的辐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而且强化了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所能够产生的增长驱动力.换言之,广深双城对腹地城市的辐射效应要远大于虹吸效应,整体联动和抱团发展的局面已经打开.当使用铁路列车班次并赋予权重计算的城市联系指数进行再检验,该实证结果仍然稳健.政策含义:充分发挥快速铁路的联动能力,划定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重新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高校腐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腐败现象。本项研究建立在对高校干部、高校学生和学生家长三个群体的问卷调查基础之上,分别考察了高校腐败的总体状况、高校腐败的重点领域、岗位和人群、高校腐败的原因、人们对高校腐败的亲身经历及态度,并探讨了遏制高校腐败的可能的举措等问题。研究发现,高校腐败已较为普遍,尽管并不比其他领域更严重。基建工作、评审工作和招生工作已经成为高校腐败最为严重的三大领域。高校腐败与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管理不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遏制高校腐败的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具体来说就是在教学科研和教学事务中让教师和学生有更多的参与,高校管理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有更高的透明度,对高校管理有更多的外部监督和审计,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有更多更公平的竞争等。     

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的漏洞及其填补——以黄彩嫦诉日广电子厂案为例

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具有解决劳动争议、平衡劳资关系、倾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积极意义,然而实践中其因长期缺乏强行性法律规范而处于完全的“任性”状态,引发了用人单位滥用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的乱象。我国现行的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存在协议解除的适用要件不明,协议解除的程序规范缺位,劳动关系利益衡量错位,劳动立法表达模糊不清等缺陷。为填补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的诸多漏洞,有必要厘清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的适用条件及适用情形,设置协议解除的专门法律程序,坚持利益衡量原则,规范劳动立法用语表达,以期劳动合同协议解除制度的良性效应获得可持续发挥。     

关于治理腐败的措施的哲学反思

从腐败成为现实的原因出发,认为满足"对治理腐败措施的反思"的标准———可行、管用、最优标准———的治理腐败的措施,只能是分权治理;形成以利益为纽带或基础的监督机制,真正实行内外事务公开制度,既可以保证分权治理的实现,又可以真正扼制腐败成为现实。     

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国家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关于国家权力不可分解的绝对主权论却是成问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洞见到寻求安全的公共意志既是普遍人格,又是每个个体人格的一个普遍身份,正是它与被推选出来的第三方进行缔约,才产生了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分解与可收回的。任何拒绝分解的国家权力都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腐败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权力的普遍腐败乃是一种内战状态。     

中国廉政制度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有一整套廉政制度,但制度反腐却未取得明显实效,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制度反腐未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在于:廉政制度的适应性状况不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廉政制度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相适应;廉政制度与制度实施机制不相适应。其根源在于:现有廉政制度效率释放已尽;新的廉政制度变迁动力不足;廉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西方学界关于民主与腐败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界关于"民主与腐败关系"的探讨有3种流派:第1种流派认为,民主与腐败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必然联系,第2种流派认为,民主与腐败存在线性关系,该流派分为民主有利于腐败治理和不利于腐败治理2种观点,第3种流派认为,民主与腐败存在非线性关系,即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有较大差异,该流派分为"倒U型"、"S型"和"J型"关系3种观点。西方学界关于"民主与腐败关系"的探讨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化。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完善研究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尽管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然而纵观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研究仍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因此,在借鉴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社会保障综合指数、经济融合指数、社区融合指数、心理融合指数四个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加以完善。     

中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量化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反腐败资料和数据的研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应该是控制黑箱腐败的观点,按照“腐败发展频度公式”: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给与了量化分析。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