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的效力:从环境公民权到可持续公民权

“绿色公民权”是一个从“消极的”环境公民权到“积极的”可持续公民权的连续统一体。一种“抗拒”或“批判性”可持续公民权,对于创建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社会,具有核心性的重要意义。可持续公民权概念不仅可以从古老的城市共和主义公民权传统中得到理论侧证,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公民权培育中义务“可持续服务”实践的理论基础,而绿化进程中的国家将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而又关键的角色。     

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

建立在吸纳女权主义和世界主义公民权理论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环境公民权或生态公民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基本内涵与性质理解的全面拓展。它旨在为发挥公众在创建生态可持续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点,因而是一种来自公民权理论框架外部的挑战。     

西方财产权与公民权矛盾结构的历史与逻辑

财产权与公民权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规定了人权的基本结构,既体现了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在政治领域内的基本资格。现代西方人权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均衡,是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复合的基本要求和表现。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结构,反映了自近代以来西方人权观念发展的历史,也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逻辑。     

低碳经济语境与绿色政治变革

二氧化碳的无毒温室气体性质将使碳减排决策中出现民主失灵,从而使低碳经济面临全球性公地悲剧,由此引发新的特殊语境。低碳经济语境的深层诉求在于人类必须理性地节制和掌控自己的欲望本能。低碳经济语境中的绿色政治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应当由提倡基层民主转向提倡全球民主,从民众觉悟假设转向强调理性引导,从安于法治基础转向创建德治基础,从依赖国际组织转向依靠国际制衡。     

绿色政治:将自然关怀与环境思维引入政治维度

环境问题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焦点。环境的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绿色政治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产生的,并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力量。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绿色政治理论已广为人们接受,虽然它相对于其他主流政治理论还只是个"婴儿",但是其强大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生态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西方绿色政治理论不能简单复制,而是要用中国的丰富历史和文化经验,以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吸收和借鉴这种意识形态。     

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的绿色启示

生态政治理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股新兴的政治思潮。从政治思维和政治价值观、政治权力和政治结构以及政治决策和政治参与等方面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全面的和普遍的政治关注。为了克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很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努力汲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改变传统的政治思维,树立生态政治价值观,实行基层民主,激励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加大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解决力度,努力推进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生态政治化进程。这也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环境 营造企业绿色政治生态

和谐发展,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题,构建和谐的发展环境,是国家、政府、企业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如何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经营、发展环境,是每一个执政者和管理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和谐的氛围能够促进发展,发展的成果又会惠及每一个成员,实现进一步的和谐。形成了这样的良性循环之后,组织整体就会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不断向前。重点要从建设企业绿色政治生态入手,通过加强各级组织的班子建设、建立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形成良好的组织风气三个方面,构建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西方绿色政治学:范式变化与理论前景

绿色政治学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政治学学科分支或一种新的政治理论 ,它通过生态运动及绿党参政等方式迅速获得了实践支撑 ,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中较前沿和具有活力的部分。本文分析了70年代以后绿色政治学的主要范式变化 ,指出绿色政治学的产生是对当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政治回应 ,成为一种超越绿党的政治理论。绿色政治学90年代以来进一步出现了从社会批判转向社会参与、从分散行动转向共同责任、从价值绿化转向政策绿化、从“非左非右”转向合作对话等重要变化 ,这表明绿色政治学正走向成熟 ,并将以其理论灵活性而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间变量的变革

"一元"主体、"多元"复合的所有制格局的确立,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势必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动.这些变动包括利益多元化和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的确立、中产阶级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出现等等,这些变动的最终结果将是民主政治.     

绿色政治的价值诉求与理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学思考

绿色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最先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新兴政治思潮。绿色政治是源于对生态危机的审视而兴起的政治学思考,是人类对自己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一种反思。绿色政治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诉求,以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为理论建构支撑,它们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主线互相联系在一起,建构绿色政治的理论体系,反映绿色政治的实质内涵,传达着一种生态智慧。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为更好地发展民主,可借鉴一些西方的民主理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中介,而协商民主则充当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工具,民主政治就是两者的契合点所在。从公民社会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公民本位的回归;从协商理论的视角看,民主政治是保障政策合法性的根本制度,两个理论对政治的挑战,决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为了实现民主政治多向度的＂前进＂,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必须和健全的协商民主相结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逐渐迈入深水区进入到了攻坚期,改革举步维艰。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来探讨我国民主政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形式,加快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实践形式的一大创新,对于保证国家安定和长治久安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有重要作用。     

民主的保障和展开-宪政视野

民主政治是有着正当性的,民主要稳定发展就需要宪政予以保障。宪政通过保障政治自由和控制民主弊端两种途径来保障民主,协商式民主和竞争式民主得以在宪政之中展开。     

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借鉴

西方环境社会学经过近30年的学科发展其理论已渐趋成熟,既受到主流社会学家的理论关注,同时也在积极的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的知识成果。尽管目前还存在着诸如理论边界不明晰、理论表述形式过于抽象等问题,但其理论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们应当报以客观的理论态度,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BBS的信息传播与政治民主

网络社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环境和交流空间,而BBS(网络论坛)则给网民营造了一个群体交往的新空间。BBS的信息传播扩大了公民参与政治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在BBS中,人们可以便捷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见反映变得更加敏感,参与方式更加直接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BBS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BBS上的舆论已经逐渐产生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在BBS上形成的团体已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绿色营销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探讨

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绿色营销是在国际社会普遍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产生的现代企业市场营销观念。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绿色营销是可持续发展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反映。可持续发展是绿色营销的理论基础,绿色营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绿色营销只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解读生态法学

近年来,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不断增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环境法学”而言,“生态法学”才是一个更为科学和确切的名称,两者不仅在称谓上存在差异,在内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有学者从生态法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命体均是法律主体出发,论证生态法学的独立地位。这种论证由于涉及到整个法律主体理论的重大争议,因此难于被人接受和认同,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环境法学”为国际国内沿用已久。因此,没有必要用生态法学来取代环境法学。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