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箕子与古朝鲜

箕子于商末避乱东迁，率部经辽西至朝鲜半岛建立箕侯国。周武王封箕子为东北地区的诸侯长，箕子表示臣周，未参与武庚之乱。约在西周末年，箕侯国更名为朝鲜侯国。朝鲜一词最初为地域名，指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朝鲜侯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后世秽貊系各族居住地与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地区也可以称为朝鲜。对于朝鲜作为地域名的双重含义，古史中未作区分，后人理解不同，对箕子东迁朝鲜的史事因而产生不同的认识     

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

关于箕子与朝鲜的研究,当前主要有今朝鲜平壤说和我国辽西说。平壤说源于东汉郑玄、应劭、高诱等注,为今之通说,而辽西说为后出。通过对史书记载和考古遗存的研究,我们认为“箕子适朝鲜”在辽西;真番、朝鲜在辽东;燕伐朝鲜,朝鲜亡入海（今朝鲜半岛）,为“乐浪朝鲜”。箕子、朝鲜侯的迁徙以及朝鲜王准亡入马韩,与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是相关联的。对箕子与朝鲜的研究,重在从史实中探讨真象,提出一系列与通说不同的见解,供研究时思考。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试论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箕子东走朝鲜的时代是河洛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初始,使朝鲜半岛得以摆脱蛮荒.秦汉魏晋北朝时代,两地的交流日趋频繁,河洛文化从多个层面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隋唐时期是河洛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全方位影响的时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     

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

古朝鲜即箕氏朝鲜 ,是公元前 1 1世纪商周时期出现于我国东北的特定的历史产物 ,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箕氏朝鲜自西周初出现于东北历史舞台 ,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大约近千余年的历史。燕国统一东北前 ,箕氏朝鲜以西周侯国的身份活跃于东北东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秦统一六国后 ,箕氏朝鲜附属于秦。秦末汉兴 ,中原政权无暇东顾、燕人卫满乘势灭亡了箕氏朝鲜 ,并以卫氏朝鲜之称谓取而代之。武帝元封三年 ( 1 0 8) ,西汉王朝为统一东北计 ,以武力灭亡了卫氏朝鲜 ,并以其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自此 ,古朝鲜即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先后退出历史舞台 ,但其居民即古朝鲜族仍以中华民族重要成员的身份为东北开发建设发挥着历史作用。     

箕子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箕子是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他处于商末周初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殷纣发生激烈的道与势的冲突,在国家破灭时,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地方政权,臣属于周王朝.在朝周时,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治国之大道--其中熔铸了箕子的世界和社会构成与结构体系观念与系统的国家哲学学说.这个学说为周礼所吸收,并据此把箕子朝鲜建成东方君子国.     

试析朝鲜塔铭中的汉文化元素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渊源甚深.特别是在唐代,中华文化向周边国家都有传播,其中以朝鲜半岛所受到的浸润最为深厚.现以保存在<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中的16篇朝鲜塔铭为例,分别从佛教观念、人物刻画手法以及章法行文技巧方面来探讨朝鲜半岛所受汉文化、汉文学的深刻影响,并从半岛塔铭文鲜明的汉文化印痕里,感受中朝文化交往的悠远和深厚.     

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

关于古朝鲜领域的问题,过去中外史学界发表了许多论著,通说认为古朝鲜指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在以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的北部(以下简称平壤说)。国外部分学者则认为古朝鲜在渤海北岸的辽宁地区(以下简称辽宁说)。     

朝鲜箕氏考

箕氏朝鲜是在国际史学界存有颇多争议的问题。它涉及朝鲜名称之由来、箕氏朝鲜之地望、箕子其人以及箕氏朝鲜等诸多问题。它也是中国史、中国东北史和古朝鲜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故作朝鲜箕氏考,以就正于方家。 朝鲜名称与箕氏朝鲜地望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殷商制骨

殷商时期的骨器制造业已经很发达,既有王室控制的制骨场所,也有部族的制骨场所；工艺流程清晰,器物种类繁多,它真实反映了殷商文明的水平。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窃曲纹考

周代青铜器纹饰中有一类称为窃曲纹,形状独特。对于其来源、分类,众多学者歧说纷坛。窃曲即是古书中的纵目任鲁穷奇,这可以从纹饰及相关典籍中得到映证。     

殷墟考古与商代甲骨文铜器铭文研究——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80年来的殷墟考古,发掘出35000多片刻辞甲骨和有铭青铜器600多件,为商代甲骨和金文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研究者将甲骨文晚商金文的有关资料与殷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相结合,研究商代社会（如商代的族氏、人物、官制）取得了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