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地位的变迁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翻译的工作被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解构主义否认原作和原作者的这种权威地位,解构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界限,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因而译者成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者".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重写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这样,译者就成了文本的"操纵者".     

从翻译规范论视角评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译作品《浮生六记》个案的分析,发现为了使弱势文化的文本顺利进入处于强势的译入语文化,使其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就要向译入语的语言及文化规范靠拢。其中,译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所选择的文本及翻译策略首先需遵守译入语文化的各种规范,其次还要在不与译入语文化规范起激烈冲突的情况下,满足译入语文化读者对源语文化异质性的期待和文化心理需求。因此,译者一般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样译本才能在译入语体系固有的规范中,获得译入语读者的认可。     

阅读的自由和必然——试论接受理论的基本问题

本文把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归入为“接受理论”,并对这个理论范畴内的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进行了论述和评估。各派学者侧重于在文本、读者以及两者关系等范围内寻找文学解释的必然性,但忽略了来自作者意图、创作时代方面的规定性,是“接受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作者认为,文学解释作为一个过程,大致分为语言译解、审美体验、审美分析和综合、审美评价四个阶段。作家、文本、读者这三者及其关系,以及由作家和读者为媒介引入的社会知识和文化精神,从各个方面规定着自由的文学解释,为阅读指出了一条必然的道路。     

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理解与翻译

理解与翻译○路东平译文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正确理解的程度。理解是翻译的基础，翻译又是理解的体现。原文理解的过程就是对原文分析琢磨的过程。要忠实于原文、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译者须要透过表层，挖掘深层，捕捉“弦外之音”。本文就语法分析、背景...     

译文目的:中医典籍英译的重要指导因素

久远的成书年代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使《黄帝内经·素问》及其英译本在中医对外推介的进程中备受关注和争议。译文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而受众是决定译文目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译者在中医典籍英译中要将信息性维持在合理程度,以保证预期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进而顺利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     

前理解与文本的解读及翻译

根据阐释学提出的“前理解”概念,一切解释都必然产生于某种先在的解释。这种先见具有历史性、流动性和开放性。它通过启发、指导、制约、限定等方式影响着读者对具体作品的解读。积极的前理解因为充分,并与文本发生时的视阈相融合而使读者对文本产生正确的、符合原文精神、旨要的理解,从而产生贴合原文的翻译;而消极前理解则因自身不够充分,或虽然很充足,却与文本本身的视阈发生偏离而导致对文本的误读乃至误译。充分认识前理解及其作用,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浅谈国际合作项目中如何提高翻译质量

"信、达、雅"是翻译的统一标准,在国际合作项目资料翻译当中,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根本问题都在于译者的英语水平和汉语造诣。译者不但要懂得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而且还要了解专业方面的知识。翻译是一门艺术,切忌"死译"和"胡译"。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是力求译文易解,二是要保持原作的丰富内涵。     

社会科学之“创新”浅析——中国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系列研究之二

如果历史是以话语形式表达的人们的理解,那么历史跨越时空的特点就使其本质上成为某种书写形式的文本。没有前人的文本“资料”,我们就无法借助话语制造“现实效果”,因而就无法生成新的文本,历史的踪迹是复杂的和互为文本的,文本生成着文本。根据哲学诠释学的观点,意义并不内存于文本,而是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因此文本并不拥有先天一致的形而上意义,读者应该自己借助文本生成出意义。对于历史文本来说,它的价值实现与其说有赖于作者的工作,不如说有赖于读者的努力。①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历史传统是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基…     

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

本文从五四时期的"革命"语境、传播媒介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新青年》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翻译数量、原作国别、诗歌形式、译者队伍等方面论述了《新青年》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特点、问题及策略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传播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文学批评中的原意和先见

“原意”和“先见”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西方解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新批评专注于文本,接受美学把作品的意义确定在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中,后结构主义宣布“作者的死亡”而把解释权完全交给读者,呈现了“原意”探索的轨迹。而作为“意义”的阐释者是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先见”在阐释的过程中无法排除且具有“合法性”。因而接受美学提出了文学作品意义的空白与未确定性理论,阅读成为对本文的重建活动。而读者总是按照自己的“先见”来对作品的空白具体化,而“恰当的具体化”是读者必须依照本文的引导与暗示来将作品的图示现实化。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

“玛纳”这一典型的巫术概念构成了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对它的不同诠释体现了从法国社会学派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转折及分歧。本文从莫斯的文本出发将“玛纳”定义为“实践观念”，并以“可译性”为切入点，试图证明在“实践观念可译性”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行动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分歧。最后，本文认为，关于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之关系的最常见观点实际上是对这一关系的过度简化。     

创造性阅读理论探微

现代阅读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召唤性结构"。文本中的"召唤性结构"和读者解读过程中的"期待视野"构成了文本解读的前提和动力,成就了文本潜在的意义和探究价值,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理论依据。创造性阅读是文本解读的高级阶段,具有超越读者、超越作者的能动性和创新性。     

翻译局限之成因

翻译局限一直是困扰译界的一大难题。语言结构的独特性、音韵、双关等在其他语言的不可复制性、言语意义的开放性等因素都是造成翻译局限的原因;不同文化所具备的独特要素或是个性特点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的障碍;再则,原文作者和译者在语言的个人运用风格上也不尽一致,故译文难以全面把握原作的思想感情和风格神韵。本文试图从语言差异、民族文化特色和作家与译者的创作风格等方面探究翻译局限产生的原因。     

译者的翻译动机

译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就是动机。译者出于什么目的要进行翻译,这就是翻译的动机,它直接体现了译者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影响了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质量的高低。本文结合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对译者的翻译动机展开研究,认为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译者进行翻译的主要动机,并且在外在诱因的催化下产生。     

诗歌翻译中的审美移情与艺术生成

"移情"是一种审美常态.诗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诗人常常通过移情把自己的情丝外射到审美对象中去.诗歌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能否恰如其分地把原作中的诗情化为另一种语言,在目的语读者中引起相似的审美和情感效果.     

适应与选择: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和谐观视角解读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本移植选择活动,而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本文从译者适应选择和翻译生态和谐视角出发,以当下汉语文化典籍外译为研究对象,提出构建可持续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系统,一方面有助于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在域外顺利"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对外传播助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西哲理文字的可译性

中西哲学文献之间的翻译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给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造成了巨大障碍。我们首先应该区分“可译”和“(意指的)可确定”,翻译的不可确定性并不会导致翻译的不可能性;其次,我们要区分那些待翻译文本中比较可确定其意义与比较不可确定其意义的部分;最后,在哲学文本的翻译上,我们应倡导多种译法并存的学术风格。     

再论“真”与“真理”

西方哲学中的truth一词,中译多为"真理"。文章以康德文本为例指出,由于将他所说的wahrheit译为"真理"和"真理性",因而引发许多理解方面的问题。基于关于康德文本的探讨,文章指出,应该将truth(Wahrheit)译为"真"而不是"真理",并且主要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它。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