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     

论朱熹的考据学

南宋朱熹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与其严谨的治学有着极大关系。他始终强调治学、尤其是考据学，应该“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把握义理”，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戏曲批评

考据学者与戏曲批评者的双向交流,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影响清代戏曲批评的重要原因。乾嘉考据学著述疑经辨伪、独抒己见、旁征博引、无征不信、以史为据、实事求是等特点,在清代戏曲批评中烙有深刻印记。但两者毕竟都还不能摆脱儒家教化观念、伦理思想的束缚,如果仅强调其桎梏关系,不免偏颇。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论清代乾嘉学者的书法创作成就

清代乾嘉学者在学术上有彪炳千秋的巨大贡献,他们在治学之余,雅好书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不过,书法理论界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却素来没有太多的注意.现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进行专文探讨,以期引起书界同仁对于乾嘉学者书法的重视.     

程瑶田与《果裸转语记》

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乾嘉年间,是乾嘉汉学(即考据学)的极盛时期,程瑶田是皖派代表人物。瑶田自少受学于大学者江永门下,与戴震同为得意门生。自少及老,笃志著书立说,尤好名物训诂。每撰一文,必旁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钱大昕,一直以其考史成就著称于世。在他考史的过程中,也对史学本身的理论发表过许多看法和评论。系统阐述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观点,不仅是研究钱氏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乾嘉考据学热潮成因新探

乾嘉考据学热潮的形成与统治阶层的提倡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地方大僚对幕客的引导;二是国家开设四库全书馆对考据学人才的特别赏拔;三是主考官加强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每一个层面的学术倡导背后都隐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与士人阶层对名利的强烈追求相契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入经典考据学,从而形成考据学热潮。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遵义“沙滩文化”的考据取向及其思想渊源

训诂、考据是"沙滩文化"知识分子重要甚至主导性的治学取向,据此视"沙滩文化"为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余绪或清代考据学的一个构成单元,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成立的,"沙滩文化"考据取向的思想根源,亦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兴起的本原所在。这一本原即是传统思想演进的"往复式叠加"模式。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与思想家的"崇古"、"尊古"倾向相伴随,为考据取向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教育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限,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如"沙滩文化"核心人物郑珍、莫友芝等,才自觉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辑轶的考据之中。     

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论清代学风及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

清代的学风经历了清初、乾嘉、嘉道以来几个不同阶段的嬗变,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学者们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传授系统的不同及治学宗旨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清代学风和学者治学方法变化的分期研究,不可"一刀切",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

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戴逸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于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逝于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年），是１８世纪中国的杰出学者，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青少年时代成长在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就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