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大槃涅槃经》的譬喻艺术

《大槃涅槃经》以譬喻作为佛陀说法的重要手段,将抽象深奥的佛理形象化、通俗化。大量出现在《大槃涅槃经》中的譬喻有比喻和寓言两种,或解说事物,或阐明佛理,并且经中佛陀还提出了“以非喻为喻”的观点,揭示了以譬喻说理容易陷入执喻体为本体、以片面代全体、视假象为真如的弊端所在。     

佛教典籍与苏轼诗歌创作探微——以《金刚经》为中心

宋人做诗偏爱以学问入诗,苏轼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佛教典籍尤其非常熟悉,比如是《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坛经》等佛教大乘经。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本文以《金刚经》为中心,细细分析其在苏轼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从思想角度看,这部经帮助他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金刚经》灭尽着相思想,给他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以之作为归纳而用,或以之作为演绎而用,或以之作为主导思想贯入全篇而用。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才是另一番景色。     

论苏轼交佛、辟佛、融佛及禅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苏轼一生辟佛而又交佛、融佛,看似矛盾,其实有其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其交佛与辟佛都是有选择的,所交者均为融儒于佛之高僧,所辟者为有碍周孔之教且于治世无补之俗禅,苏轼此种作为有其时代文化背景。读苏轼诗文,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佛禅思想深深地渗入其骨髓之中。     

苏轼史论文的思想与艺术特征

苏轼史论文集中反映了苏轼的历史观,其内容有得失评说、人物优劣、史事辨正、翻案文章、借古讽今等。苏轼史论文主要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基调的,并体现着他王道政治的理想和对社会丑恶的批判。苏轼史论文的特点有师法自然、不为而工,善于譬喻,借古讽今,巧选角度、切中要害、注重细节,考校入微等。     

苏轼事佛简论

宋代士大夫学佛最有特色者,当推苏轼。苏轼学佛有三点为他人所不及。其一是广。苏轼学佛,渗透面最广。在政治思想上,他吸取了佛教教义;在文学创作上,他流露出浓郁的佛家气息;在社会关系上,他所交之僧友,遍于各地。其二是深。苏轼不同于那些泛泛于佛教之中,获取精神慰藉的浅薄之士,他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深谙佛家瑜珈之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悟。苏轼学佛而不佞佛,最后,大觉大悟,迷途知返,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此,探讨苏轼与佛教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佛经中“毒”字的应用

一、引言自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从此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佛语、佛典、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而在融入世俗生活的同时,其中有一些佛教词汇逐步失去了佛典中原有的含义,成为民间常用的词语、俗语、成语、谚语和惯用语等。如"毒"这个字,现在说出来大家往往联想到"毒"代表邪恶的意义。其实佛经中说毒,只表示"不美好的事物、不善良的人格",如     

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伟大宗师,新著《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一书,第一次把散见于各处的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系统地加以整理和阐释。以全新的角度开辟了苏轼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指出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合与发展,是苏轼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苏轼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童年曾受学于嵋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读《庄子》,认     

回转与高飞——从《南华长老题名记》探讨苏轼对儒、佛理论的会通

苏轼对儒、佛两家理论的个性化的理解和创造性的会通是其思想中值得关注的一面,也是其文学风格的基石之一。本文旨在从《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出发,探讨苏轼得出“儒释不谋而同”这一论断的思路历程和思想根源。同时也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发展史的角度,以儒、佛两家的理论为依据,对苏轼融合儒释的观点做出一定的分析和评判。     

佛义禅境:海外华人文学的一种精神源泉

佛教这一东方宗教一直构成着海外华人社会多维传统中的重要一维,对华人文学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佛教拯世救人的现实性使华人文学直接对话于佛教,从亲情敬仰,到家国崇拜,再到佛陀心愿,成为华人作家的一种心灵历程,也形成华人文学特有的现实主义色彩。佛教的慈悲、宽容推动着华人社会的多神膜拜,有利于华人在海外文化多元环境中的生存,体现出文学的超越精神。而禅宗的影响更深地推动着华人作家将人生感受和心灵感悟结合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渗透佛理禅趣。佛义禅理作为一种拯救性力量对华人文学发生潜移默化影响,使华人文学在漂泊境遇中表现出积极乐观。沉潜佛典以构筑艺术世界的努力则使华人文学更以一种自由心在“他乡”寻找到“原乡”。     

苏轼诗与《楞严经》

苏轼熟悉佛教经典,多与僧侣禅师交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佛学修养达到较高境界.苏轼对<楞严经>尤为推重,并以之作为一生随时奉读的释典.苏诗融摄<楞严经>义理、譬喻、事相而成者较多,其中既有寄寓深沉、了无痕迹的佳作,也有掉弄佛教义理、生套佛语的篇什,但不管怎样,由于<楞严经>的加入,使苏诗呈现出异样的风貌.     

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

苏轼创作受佛禅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有人甚至推许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然而在研究中却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打算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三方面来谈谈。 一、佛典 苏轼诗文,有些立意出自佛家,有些语句化用佛典,但注新解多有发明。但有两类情况仍需申说。一是旧注虽已注出,但有人持反对意见,而我们可以征引新证,以固旧注者;二是旧注未遑注及者。 先谈第一类情况。     

人神遇合:魏晋六朝道佛争锋的叙事策略

魏晋六朝之际,道教和佛教互相争夺生存空间,使得人为宗教背景下的造神运动蓬勃兴起.道佛伪托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或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或以攻讦和打击对方,或以压制地方崇拜,或向儒家精神积极靠拢.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神遇合成为魏晋六朝道佛争锋主要的叙事策略之一.     

苏轼奏议的思想蕴涵与文学特征

奏议是苏轼文学写作中之重要部分。苏轼一生仕宦,公忠许国、关心民瘼、直言敢谏,奏议为之忠实纪录,文体史上与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南宋孝宗帝赞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苏轼奏议展现出其为政责实、以民为本、崇儒重德、广纳忠谏、独立不倚的治政思想与理念。以文学视角言,苏轼奏议论切时弊、引类譬喻、变俗为雅、长于摹写,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以政治影响论,苏轼奏议对于宋世推尊陆贽、规谏当朝帝王、助力高丽外交、惠及天下生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奏议为苏轼赢得崇高文名,其敷陈政见虽不尽公允,但仍不失为史上一流写手。     

论佛教对中藏医的不同影响

从医学哲学角度对中藏医比较,有必要从佛教这一角度深入展开。佛教对中医的影响涉及理、法、方、药诸多方面,但“佛理”并未深入中医“医理”。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则深刻而久远,藏医文化以佛为本,藏医医理通佛理,藏医医德即是佛教精神在医学上的具体体现。从哲理到医理,不仅仅是中藏医研究的必要,对中西医研究也有启迪。     

苏轼《尚书》的诠释学思想

苏轼的《尚书》诠释著作《东坡书传》通过对文本形式、主题命意、文势、理势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推断经文意义并指出经书中的讹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校诠释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苏轼跨越前代学说、以己意诠释经文的气度,也体现了他对于“理”的客观性与贯通性的体解。     

《狸猫换太子》的来历

敦煌佚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及《大阿育王经》等表明 :清代说部《三侠五义》中的著名故事《狸猫换太子》的形成曾受过佛典的影响 ,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借用上。     

从《俱舍论》看论部佛典的文体特征

论部佛典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偈颂与长行交替的行文方式,采取名相分析与理论阐述的方法,以散文的形式对本颂中的句子或词语作出解释,并且频繁运用论议问答辩理方式,这些使得《俱舍论》等论典具有浓郁的思辩色彩。经由佛经翻译所导致的语言接触,使得论部佛典的篇章文体特点有可能对汉语某些文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辟支佛形象考辨

龟兹石窟壁画"天相图"中常绘飞腾虚空的穿袈裟者,一般被认为是"立佛",但部分飞行人物却展现了与比丘、佛陀不同的造像特点。通过造像的统计分类、图像比较,我们推测这些身份不确定的人物为辟支佛。在库木吐喇石窟的一类天相图中,出现了反映"三兽渡河"譬喻以及"涅槃城"的画面,这是推断辟支佛身份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