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徽州、淮北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

作为化外之地的古徽州,因北方长期战乱,引发北人多次南迁,中原世家大族有的徙居徽州,子孙繁衍,聚族而居,徽州也直接继承了中原文明。淮北在北人南下中起了桥梁和中转站的作用,当然也不乏北人留居淮北等。明初政府对淮北凤阳府实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政策,晚清太平天国战乱,江南人大量逃亡淮北等地区。这样,淮北成了外来人口杂居的社会。徽州社会长期相对安宁,经济富庶,文化昌荣,文化特色独树一帜。淮北在北宋及之前,虽有北人南下,但自然和人文环境总体尚好,文化名人也层出叠现,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黄河夺淮入海和金兵犯淮,淮北文化开始凋零荒芜;明初江浙文人的大批迁淮,又使得淮泗文化稍有复苏;至晚清文化持续凋零。     

黄帝族源东夷说

特定的文化是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标识。黄河下游的“东土”是父系氏族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作为这一时期五帝之首的黄帝 ,应是“东土”(东夷聚居地 )的文化代表 ,亦即黄帝族源于东夷。这同黄帝与少典、黄帝与附宝、黄帝与玄鸟、黄帝与穷桑、黄帝与涿鹿、黄帝与泰山的关系 ,以及山东地区大量出土文物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相吻合的。     

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黄帝出自少典，少典即小狄，为北狄的一支。轩辕为“合汗”“可汗”之异译。黄帝族团最早活动于大西北与大北方，甘肃、青海一带的昆仑山即其早期的中心。其东迁路线是沿黄河北上到内蒙境内，沿阴山之阳向东而至河北北部。因草原干旱而南下，与农耕民族炎帝神农氏在今之长城脚下的涿鹿相遇。炎、黄之战，是一场农耕民族抗击游牧民族的保卫战。战争之所以在北塞长城脚下发生，就是因为长城一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黄帝三战而胜炎帝，随后以涿鹿为根据地，越燕山而南下，开始活动于燕山之阳的河北平原。     

十六国北朝时期祖源攀附现象考论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并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五胡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以来对汉文明认同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实质也就是其族群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过程。     

试论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

20世纪初年,由于时局的崩坏,革命派尊黄排满的需要,以及传统夷夏观的影响,"黄帝子孙"称谓勃兴.改良派所谓的"黄帝子孙"一般泛指包括满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革命派所谓的"黄帝子孙"则专指汉族人.经过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加之革命派工作重心的转移,"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现象于1907年后消退,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终于结束.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特殊现象,是革命派尊黄排满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黄帝子孙"称谓的一次短暂错位.虽然它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冲淡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利于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多元文明交融视野下的文化景观视点--以西南地区为例

对区域的文化交融研究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为此,笔者以三元文明交融的西南地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并从西南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交融、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半岛等的文明交融中概括了其主要文化景观遗迹类型.笔者以为:文化景观是空间整合的产物,是旅游拓展的良好载体,也是认识人地关系的线索,因而必须辨证认识地理环境对文化景观的作用.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研究黄帝文化,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研究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等进行研究,认为黄帝文化指的是黄帝族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双向互动。中华民族经常处于多核凝聚的状态,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而黄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滥觞于黄帝时代,发端于黄帝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帝精神,符合时代需要,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欲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必先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     

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

先秦至西汉,河洛是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又为政治中心,所以河洛文化对全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洛阳又几次遭战乱破坏,河洛文化是否衰落了呢?我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文化仍有重要的开拓和发展,这种开拓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江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以前,江南尚处于拓荒阶段,文化水平不高,河洛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不太时显。至魏晋时期,北方动乱,造成大量北人南迁,永嘉之乱以后达到高峰。据有人统计,自永嘉之乱迄刘宋之季,北人南迁的总数约90万左右,占当时南朝注籍人口的六分之一强,这种比例是很高的。当时门阀士族渡江南下的更多,《晋书·王导传》     

王闽三次福州兵变及其原因

王闽三次福州兵变的发动者均为北人。入闽后的北人在整体上与王闽政权若即若离。王闽政权的用人政策自闽主延钧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用人上明显偏向闽人 ,其所导致的北人势力与王氏的矛盾冲突是北人发动兵变的深刻原因     

关于三苗若干问题的辨析——兼论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居民的族属及其社会状况

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是三苗的腹心地带。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年代较早的屈家岭文化和年代较晚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它们的西边而年代更早的大溪文化，都应是三苗文化的遗存。从族别看，出身缙云氏的三苗既非黄帝系统，又非炎帝系统，也非九黎系统，而只能是南蛮系统。三苗的生存时代，正值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私有制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地发展。探讨三苗在湖北境内的分布范围、三苗的族别和社会状况，有利于把握湖北新石器时代主要居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脉胳。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

人格的黄帝指的是真实存在的具有人的品性的黄帝,属于这个系统的黄帝的形象有远古圣王、华夏始祖、人文初祖等.此外黄帝还具有皇天上帝、太阳神、五方帝之中央帝、道教神仙等神格形象.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常常会联袂登场,令人人神难辨,故而出现了黄帝原本是神,后来由于"神话历史化"的缘故而被人格化的观点.其实无论黄帝的形象如何多元,如何复杂,其本质仍然是人不是神.黄帝是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首领,由于他功绩卓著,声名显赫,加之后人不断的附丽和艺增,便成了人文初祖和远古帝王,成了文化英雄和华夏始祖,经过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以及汉代的造仙运动,又成为皇天上帝和道教神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轩辕黄帝的形象,实际上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是人格的黄帝与神格的黄帝的综合体.     

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

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事实与价值相融通,包括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通、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通、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通、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通。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形成的哲学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规律探索与价值理想追求相融合的思维方式。黄帝文化的特征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方式决定我们研究黄帝文化,应运用历史研究与价值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华夏性文化的奠基者──黄帝

本文阐述了黄帝是华夏性文化的集合型创造者;解释了《史记》不载黄帝与性文化关系的原因;黄帝提出的性学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探索的反映。"'黄帝御女成仙"是王莽及其方士篡汉时编造的神话。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炙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交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现念影响下的产物.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母题和人格模型——文化学眼光中的轩辕黄帝

黄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始模型,一个人格象征,一个精神母题。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思考,黄帝是中华民族多维生成和合的人格象征。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思考,黄帝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质地组构的人格象征。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思考,黄帝是中华民族内在主要特征的人格全息。从文化动律的角度思考,黄帝是中华文明三位一体维新结构的人格全息。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

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始祖的黄帝,其真实的历史面貌若隐若现,需要深入的探究。先秦诸子有关黄帝的史事和传说的论述,对了解黄帝的历史真象是很有启发的。在先秦诸子的眼里,黄帝是上古时代的帝王之一,黄帝时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礼乐文化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孟津妯娌遗址与黄帝遗迹

妯娌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左右的典型聚落遗址,其年代与学术界一般认识的黄帝时代年代相当。该遗址位于古人所言黄帝居地之一,其考古遗存与史载黄帝史事相合,当是黄帝部族活动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