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津庙学修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庙学具有文教道统的象征意义,但由于地方社会民风不同,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天津方志的梳理,发现修缮能促进庙学的象征意义在当地的融入和展现。天津庙学的修缮模式主要为两种：一是以官员捐俸倡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庙学象征意义的凸显和融入。二是以官绅商合力修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暗含着该意义被不同群体分享和利用,并形成广泛认同。同时,在天津,庙学修缮与天津文脉振兴和盐商文化身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具体表现。     

民间商会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L市J商会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成立了很多商会,成为调节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商会却因治理不善而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包括:商会内部权力失衡,少数人控制商会决策、审查和监督等关键环节,给商会精英以谋取私利的空间,从而导致商会瘫痪。要从加强政府的监督与引导、加强内部竞争与信息公开等方面,打破少数人控制,构建制度化的内部管理机制,才能实现商会的有效治理。     

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以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为例

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近30万中国新移民为这种互动奠定了彼此交往的民间基础。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互动,说明了国家关系与民间关系互为依存,民间关系在由弱向强的转化过程中,促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新两国民间交流有必要率先透过不断磨合与各种渠道,逐渐走向融汇与亲和,以国家关系发展来体现民间交流的价值。中国新移民对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意义和功用,不可低估。     

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羌族民间美术传承与美术新课程实施互动研究——以四川省阿坝茂县为例

羌族具有优秀灿烂的民间美术成果、资源丰富,是羌族地区中小学美术新课程实施的重要资源,羌族的民间美术品种主要有挑绣、木锁、碉楼、"释比"图经等;羌族地区美术新课程的实施存在在教学内容上没有充分发挥民间美术的优势,没有凸显民族特色,新课程理念贯彻不彻底,美术开课率不高,美术教师教非所学现象突出等问题;羌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以"口传心授"为主;美术新课程的实施是传承羌族民间美术的创新途径,羌族民间美术是美术新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羌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与美术新课程的实施具有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论经济开发区行政区划与社会管理的耦合——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社会发展需要、政府职能重心和行政区划体制之间是一种耦合结构:社会发展需要和政府职能重心共同决定着经济开发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当社会基本结构深刻变动,政府职能重心发生位移,经济开发区也必然需要调整行政区划,实现管理体制创新。通过考察天津滨海新区管理体制变迁历程,探究开发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经验和规律,总结以行政区划改革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为全国开发区行政区划体制调整提供清晰的、可供借鉴的框架。     

清末革命的渊源与异化考论——以1911年的山西革命为例

20世纪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府的不良施政及其对危机事件的不当处置,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民众对官方的强烈不满,革命形势日渐成熟。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了旧政权,但革命毕竟是一项全面、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除造成权力的转移外,并未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带来新的变化,革命发生异化。而社会的被边缘化也埋下了革命在建立政权后即告终结,革命无法继续深入的历史注脚。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以湖北阳逻培心堂为中心

培心堂是在清代后期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由当地士绅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慈善机构,其延续一百余年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近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国家权力、城市住宅与社会分层——以民国南京住宅建设为中心

1927年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随着模范首都建设工程的推展,城市住宅建设成为市政工程、更成为国家形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计划》对城市住宅进行了详细规划与分区,南京市政府随之开展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住宅规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区域的居民构成与社会分层,南京城市住宅空间的布局也随之由传统的以自然化分区为主,向以社会分层化为主的空间布局转型。显然,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建设、控制与改造是极具深度的,它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城市形象,更影响到社会分层与空间转型,这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贫困农民经济地位、社会互动与幸福感——以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采用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542个随机样本考察经济地位和社会互动对贫困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地位是影响贫困农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会互动显著提升非贫困农民幸福感,却对贫困农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其社会互动质量不高所致。这意味着贫困农民的幸福感更多来自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经济地位后带来的成就感,同时贫困农民的社会互动质量亟待改善。因此,培育贫困农民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是提升其幸福感的有效途径,而构建和谐、合作的村庄环境能够优化贫困农民的社会互动从而提升其幸福感。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清代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湖北省交通碑刻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以清代湖北的交通事业为例,将清前期和中后期交通设施的经费和管理进行了对比,发现:清前期湖北交通设施的修建存在官民合作的模式。在这种官民合作的模式中,官府处于强势的地位。清中期以后,地方士绅在交通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地位也逐渐开始提高,但交通设施的兴建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管理上同样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完全摆脱官民合作的模式。这说明,整个清朝时期的社会并没能真正独立于国家之外而存在。     

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和微妙。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一方面,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主动地参与到民间宗教活动中,自觉地篡改民间宗教活动特定的社会意义,民间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消解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方式。     

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与清政府之政策回应——以1851～1911年为中心

从1851年至1911年,英俄两国在新疆的角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1—1869年）：俄国的咄咄逼人与英国的精明无为;第二阶段（1869—1905年）：英国强硬应对以抑制俄国;第三阶段（1905—1911年）：英俄互谅,角逐放缓。此间,清政府对新疆的安全环境认识较为深刻,为维护新疆的权益和稳定,从构筑民族国家的高度出发,在内外两个方面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骖．应对之：它一方面对外引英国为奥援,另一方面对内勘修政制,两相呼应。     

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受阻——以1949年至1978年间的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国家权力对农村的调控是通过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这一模式来完成的.在此期间,为促使既定工业化战略尽快实现,国家给农村基层干部施加过重压力,甚至采取一些不适当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控制.对上级交代的任务,农村基层干部一般是积极响应的,与农民的特殊关系,又使他们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与农民站在一起,对一些难以实现或对农民不利的上级指令存有抵触情绪,在执行时阳奉阴违.过高的统购指标迫使基层干部对农民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公社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又使其与农民产生直接利益冲突,这迫使农民在基本顺从干部管理情况下,又以“反行为”来表达其显性或隐形对抗.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致使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也是农村现代化进程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