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

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来,东汉初年的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所作的评论,不但出现时代较早,也较为引人注目。后来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进行研究和评论的人,几乎没有不受到他们的说法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评价,真是历百世而不易的吗?其中     

司马迁和班固经济思想比较

两汉时期,陕西地方出了两位博古通今、文史兼长的文化巨人: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各自留给我们一部巨著——《史记》和《汉书》。他们二人既是同行,又是同乡,而且在人生道路上同样经历了坎坷曲折,但思想观点却迥异。班固有幸晚出一个多世纪,有机会对司马迁评说了一番,司马迁却没有反驳、申辩的机会,无法进行反批评。这实在是一大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后人沿用不衰,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从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东汉前后的文献实证以及东汉以前人们的尚左心理几个方面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略论《太平天国地理志》的地名学成就

一最近读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丛书》之一——华强著《太平天国地理志》,受益良多,深感该书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补缺之功。昔司马迁作《史记》,有河渠书,班固撰《汉书》,有地理志。嗣后历朝正史,多具地理篇,其或缺载,后世学者往往为之补苴。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陈胜乡里阳城新考

《史记》和《汉书》均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乡里在阳城,西汉析秦三十六部为八十三郡、十三国,郡县建置变化很大。颍川、汝南二郡同设阳城县。哪个阳城是陈胜乡里,司马迁、班固笔下未作交待。到了唐代,人们对陈胜乡里在何地更渺茫不清,著名学者司马贞依照韦昭的陈胜乡里阳城“属颍川”之说,又参阅《汉书·地理志》,臆断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记》和《汉书》的同志,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就其司马迁和班固本人而论:均是名噪千古的杰出史学家.在史学界一向并称为“班马”,在史学史上、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其《史记》和《汉书》两书而论:这两部均是光照千古的历史巨著,被史学界誉为《史汉》双壁.是《二十四史》中极重要的史书之一.就其两位史学家的家世而论: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班固亦生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就其两位史学家的自身遭遇而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后受到极残酷的“腐刑”,饮恨终生.班固因窦宪谋反事件受牵连下狱,在狱中自愤而死.     

孔子编选《诗经》辨正

孔子编选《诗经》是司马迁根据他搜集到的史实、结合有关传闻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班固《汉书》袭其传。汉魏六朝学者对此毫不怀疑。自唐孔颖达提出质疑,一千多年来这便成了一桩争讼不决的公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汉文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与诸侯（上）——与贾谊、晁错献策相关联

《史记》和《汉书》记载,汉文帝在位期间,匈奴三次入侵汉朝边境烧杀抢掠。通过考证贾谊“三表五饵”策与晁错“守边备塞”策,进而认为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侵寇事件的起因与贾谊献策有关;汉文帝十四年冬,老上单于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的原因与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言移民屯戍有关。与汉文帝三年右贤王事件发生时济北王兴居趁机反叛如出一辙,汉文帝十四年老上单于入侵汉朝边境时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诸侯叛乱事件,贾谊之死与这次被司马迁和班固避而未谈的诸侯叛乱有关。     

贾谊《过秦》(上)结构浅谈

两汉时期探讨秦之兴亡的作品极多,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却无过于贾谊的《过秦论》.仅在《史记》和《汉书》中,它就先后被三次引用.司马迁以之论赞《秦始皇本记》,褚少孙用它补缀《陈涉世家》,而班固在《汉书》中,又将它置于《陈涉项羽传》之后.这三位史学家政治观点各不相同,思想风格也互有差异,但对《过秦论》推崇和赞赏却完全一致.可见它在思想、学术界的影响,确是异乎寻常的.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班固的文学思想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著名史家及文学家。著《汉书》及诗赋文章数十篇,后人辑有《班兰台集》。曾参加讨论与整理儒经的白虎观会议,奉诏记录、整理了《白虎通义》。据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及《汉书·叙传》载,他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刻苦学习,“九岁能属文,诵诗赋”;长大后,学无常师,博览典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融会贯通,成一家言。其父彪曾续《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未成而卒。班固继承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