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的来由

鲁迅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一个“狂人”的自述,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革命呼喊,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响亮的春雷。它比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还要忧愤深广。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共分二十段,是二十天的日记。各段的日期大多是不接连的,混乱的。小说里的狂人是一个部里的九等文官小书记(抄写员),过着穷苦的生活。他幻想部长的小     

论《狂人日记》修辞策略

在《狂人日记》的审美活动中,与其审人物形象,不如审人物角色;与其审人物形象中的性格美,不如审人物角色话语中所裹挟的思想含量和技术含量;与其审人物的思想,不如审作者的修辞策略。《狂人日记》让读者永远着迷的地方,必然包括它第一次传达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思想命题以及传达这一思想命题的修辞策略,套一句大家熟透了的话,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体,是“实现的内容”。小说修辞学为我们理解《狂人日记》多方面的诗学因素提供了新的角度。     

《秋菊的半生》与《狂人日记》的同声相应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的独白,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在海峡那边的文坛重镇杨云萍深得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精、气、神韵,于1928年创作短篇小说《秋菊的半生》,描绘出一幅地狱中血淋淋的将人“炸着吃”的图画,同样也让人读出我们民族的巨大忧患。     

果戈理、鲁迅两篇《狂人日记》之比较

两篇《狂人日记》的比是一个老问题。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论述过两篇《狂人日记》的异同。但无论是直接的论述、还是间接的生发,都似乎不能抓住异同的本质问题,而停留在外围的感性观照层次,致使前些年竟有人提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模仿之作”,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则纯粹是“剽窃了果戈理的‘救救孩子’”。此案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但最后基本是用政治手段作结,理论上的探讨并未深入下去。笔者在这里旧事重提,绝非想重复前人的观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论《狂人日记》的情节结构及其他

在鲁迅作品研究中,《狂人日记》是争论最多的名篇之一,从“狂人”的艺术形象到这篇小说的许多词句应如何理解,都有不少分歧意见。通过讨论各种分歧意见,必然会逐步获得深入而一致的认识。本着求教的目的,本文拟对当前比较少人注意的《狂人日记》的情节结构作些探讨,并对《狂人日记》的艺术形象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是否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影响等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狂人日记》有没有情节?当前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完整的情     

一颗浪漫主义明星——《狂人日记》艺术谈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忧愤深广”,“表现的深切”,人们已经从多方面作了论述。而它“格式的特别”,体现在什么地方,艺术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长期以来,这个方面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1923年10月8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盛赞《狂人日记》是“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同时指出:“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新思想。”无论从思想与艺术哪方面来说,《狂人日记》都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作品。在思想上,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之叙述声音与 “现实主义”指向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基本功能是建构一个“叙述者框架”,这个符号表意框架将整个叙述构筑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无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欲望话语的能指符号,介于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书斋是生命激情与文化规训矛盾的空间隐喻,“谁看”与“谁说”的区分意在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叙述的统一,凸显《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之叙述声音,传达出 “现实主义”叙事意趣。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狂言”背后的真情与理性背后的荒谬——《狂人日记》与《一个温和的建议》比较研究

自从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后，已经有许多对这篇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以十分辛辣的讽刺，揭露英国当局“吃人”的嘴脸，其一本正经背后的荒谬和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主人公满嘴胡言背后的真实，在表现同样的主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家的艺术追求反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殊途同归，都很好地体现了“救救孩子”的主题。     

叙事学框架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为了在叙事学框架下挖掘小说主题"美国梦",探究作品本身的历史、叙述性及叙述手法,分析现当代美国作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人尼克,认为他是一个多重性的第一叙述人——不仅仅是一个"个性化的、自叙述的"叙述人,还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戏中/同叙述人的"叙述人,还是一个"戏外/异叙述的"叙述人。由此可见,作家菲茨杰拉德是一个具有超强的叙事话语能力的小说家,其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一部具有经典叙事特质的叙事文本的典范。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

文学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显在的文学文本世界,另一个是潜在的文本世界,包括社会、政治、作者、读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狂人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白话小说,在“改良社会”、“改良人生”、警醒和改变国民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狂人日记》文本之外“狂人”的人生历程的角度,动态地延伸出一个潜在的文本世界———“狂人”成为“狂人”之前和痊愈之后,以此从“狂人”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来讨论“狂人”形象的社会内涵。     

成长体验的女性言说——从《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看池莉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在当代文学中 ,池莉惯以“非女性化”写作而著称 ,但她的两篇近作《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却显示着作者向“女性写作”的转变。文章从这两篇小说的女性叙述立场、女性成长的叙述话语和作品的审美风格等方面阐述女作家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试论《狂人日记》的情节——兼与杨江柱同志商榷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块丰碑。几十年来,人们对它进行过广泛的研究;近几年来,一些研究者、评论家又提出了不少新的意见和看法。杨江柱同志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的“鲁迅先生是我国创作意识流小说的第一个先驱者”,“《狂人日记》是中     

《狂人日记》叙事学新解

学术界对《狂人日记》叙事学解析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序的忽视或误解。只有在细读序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文本的叙事结构,洞悉叙事者、叙事接受者、人物角色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是独白性的、只有两个时间系统。而实际上是具有多重对话关系和三个时间系统。并且"癫狂"、"眼光"等行动元对文本的叙事结构等具有重要作用。     

《狂人日记》与一种现代中国主体的诞生

《狂人日记》提供了思考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体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的契机。作为巴赫金“思想小说”意义上的《狂人日记》,描绘了一种理性的、以“恐惧”为内核、有行动能力的现代主体。接续着以竹内好和伊藤虎丸为代表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思考,指出这样的主体形态是中国独特的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     

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研究

在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中,贝茨小姐是个话匣子,她在与他人对话中不停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并不断地把自己的话语角色从“说话者”转换成“传递者”“代言者”或“传声筒”,并经常把言语接受者的话语角色从“受话者”转换成“观众”或“旁听者”。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转换是贝茨小姐用来保护面子的礼貌策略,也是Austen用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和营造喜剧气氛的写作技巧。     

在通向强势话语途中--从森林里走出的女性主义

通过对《挪威的森林》的叙述的结构主义叙述,对《挪威的森林》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权力话语的解读,意在表明日本当代"纯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文学话语通过"再区域化"走向强势话语的特别产出。     

“狂人”形象及其创作方法问题——也论《狂人日记》并与高捷同志商榷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反封建战士还是真的狂人?已经争论多年,两种说法都言之成理,但都不够完满。这篇杰出小说的创作方法,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也有人说是浪漫主义,但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三年前,陈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用的是象征的艺术方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取材于现代的,都编在《呐喊》和《彷徨》集中;取材于古代的,结集为《故事新编》。如果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歌颂创造精神的《补天》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