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与清末法律现代化

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实践。本文从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的总体思想、法律制度构建、法律物质设施建设、法律运行和法律观念进行总结概括,以期窥见沈家本主导的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全貌,正确评价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为我国当代法律现代化开阔思路。     

论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从法律移植对于法律形式化、法律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和法律的效益化三者的推动出发,可以看到法律移植对于法制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法制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 ,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习惯法有机整合 ,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法制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     

论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

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因为，一个国家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进步，历来就是弘扬本民族法律传统与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与加强法律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同步交叉进行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的分析，提出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确立其法律发展道路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单纯、片面地强调“中国特色”，还是单纯、片面地强调“国际化”，都会有碍于我国法制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清末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引进

清末作为中国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发端，其法律文化衍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冲突”与“引进”。这一时期，中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之下，其法律文化在人治观与法治观、法律工具论与法律至上论、伦理本位与权利本位、等级名分与正义、平等等领域产生了全面的文化冲突与碰撞。中国法律文化通过对西方法律文化的选择、批判与引进，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     

高校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之构想

高校法律基础课的改革势在必行。文章着重从教学模式转变、课程内容设置、现代化教学手段的采用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以达到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的目的。     

传统法律的公法色彩与法律现代化

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法律具有鲜观的公法色彩。而这种公法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法律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发展的现代性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如何应对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伴之而来的现代性困境，是一个仍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对近现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道路进行历史的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法律现代性困境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文化的自我认同危机，而摆脱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于，在多元共在的法律文化中重塑“和而不同”的中国现代法律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全球法律发展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变革

清末改法修律之际，修律大臣沈家本最初准备循序渐进地推进法律变革。可是 由于时局的艰危、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巨大压力，沈家本只能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作为 法律现代化变革的宗旨，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辛亥革命以后，民 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提出了中国的法律变革当以西方法律为参照，但不能作为唯一标准，法律 变革应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依归。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 法律现代化变革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清末的实践教训和民国初期的理论经验都值得 我们今天的法律改革事业加以借鉴。     

论法律的信息化

在信息时代里 ,不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信息化倾向 ,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 ,而且法律本身也日益借助信息的形式来形成和发挥作用。在法律制定与实施、宣传与理解等各方面和各环节 ,都存在着如何提高法律信息的完全性、真实性、对称性、确定性等问题。因此 ,将信息论的方法引入法律实践和法律研究 ,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提高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公正性、权威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

法制现代化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其目标就是“法治”的实现。传统法律资源是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法律资源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秩序研究

在我国，法律秩序多被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而将其作为法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则备受冷落。其实，法律与秩序的联姻完全符合社会演进的逻辑：组织——规则——秩序，法律秩序在中西法学著述里还存在着法律规范秩序和法律社会秩序的概念分野，法律秩序内在结构包括行为秩序和关系秩序，法律秩序的变革必然是从稳定完善的秩序到民主自由的秩序     

法律发展与伦理变迁

由法律与伦理的一般关系分析入手 ,考察了法律发展与伦理类型的有机联系 ,引申出中国法制现代化与伦理变迁的互动关系 ,得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传统宗法伦理向现代契约伦理转型的结论。最后 ,着重从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运作环境和实施效益三个层面阐明了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建构契约伦理的高度一致     

世界法律的国际化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本文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进，再加上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法律自身的征服过程等原因，世界各国的法律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这种国际化趋势突出地表现在罗马法对各国法律的极大影响、世界两大法系的融合、国际组织进行的颇有成效的统一法律的努力以及世界各国法律的相互借鉴与吸收几个方面。面对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中国应健全法制，努力促使自己的法律走向现代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

中国法律文化是独具特色的一支,它发生于特有的中国文化哲学土壤中,千百年来发展完善了自身,而在今天中国现代化法制建设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更替过程中,它的阻碍作用却愈来愈凸显。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认真彻底的反思,肃清其消极作用,无疑有益于加速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面对现代型的国家制定法的冲击,民族民间法将怎样完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呢?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法律形态以及法律文化的特点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法律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民族民间法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应是法制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与传统的经济文明不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法律密切相联，法律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灵魂和核心。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伴随着法律的健全和发展而建立和完善的，即经济的现代化和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一个同步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并保证这些法律规范得到切实执行和遵守，已成为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