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唐庭州置有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谓该县为“下,宝应元年置”。其他文献诸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 (以下略称《旧志》)等并未志及。因此对其建置由来及地望,以往学界难以作深入研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于《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一文中,论及此西海县时,审慎地比拟于清海军,即旧名“镇城镇”之地,并疑西海县也许     

隋唐《地理志》广西地理误述考订

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新标点本,对书中原有的不少错误作了勘正。但勘误未尽,其中以《隋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情况较为突出。仅以广西范围而言,就还有近三十处讹误未能得到更正。现在我试作考订,希望能有益于广西的地名普查和方志编写,有益于隋唐二代的历史地理研究。     

辽史地理志考补——上京道、东京道失载之州军

我国二十四史,以《辽史》最为粗疏,而尤以《地理志》为甚。过去曾有些研究者,对其错漏进行过某些考证,使讹误得到纠正,但还有不少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地理志》是为很多学者所瞩目的,粗看五京各道俱备,所属府州军城其数目确是不少,似乎完整;但实际并非如此,而是遗漏讹误甚多。就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辽代城址来讲,其数量超过《地理志》所列州县军城何止一倍!仅笔者四十多年来从事考古工作所调查过的城址,即达二百多处,这仅是个人之力,远不是全部,由此益知《辽史·地理志》绝非完璧,遗漏当属不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启发我作《地理志》考补之研究。     

唐勤州考

唐朝的勤州在今广东省阳春县北半境,勒州城和勒州所领铜陵富林二县城址,《读史方舆纪要》、《清嘉庆一统志》以及《广东省志》、《阳春县志》之说多属误解。本文根据原始文献资料论证勤州城及其附郭铜陵县应在漠阳江西勒州水的中段大湾曲处,富林县城在漠阳江东,地名云霖。今云浮县西南地名富霖只是明朝的千户所城,非富林县故城。其他《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补梁疆域志》、《补陈疆域志》有关勤州记载上的错误也随处给予订正。     

天津平原的西汉县治和相关历史

对于天津平原的早期历史,过去人们知道很少。三十多年前曾有人断定,渤海湾西部岸线西汉时在文安以西,天津平原当然是一片海域。1956年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的发现,以及随后展开的渤海湾西岸古代海岸线和古文物调查,彻底改变了对天津历史的传统看法,天津平原自张贵庄以西,不仅早在四千年前已经成陆,而且战国时村落已十分密集,西汉时更有座座县城环海耸立。 其实过去人们对天津平原早期历史判断的某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在《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     

《明史》标点商榷三条

卷186《雍泰传附张津传》(页4932):“[张津]预平富贺贼……”(中华书局本,下同。) 按:“富[川]”、“贺”,都是当时的县名,同隶于广西平乐府,见卷45《地理志·广西·平乐府》。这里把两县混而为一,不妥。“富贺”中间应加上顿号,标点作:富、贺。卷199《李承勋传》(页5266):“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按:“临安”是府,“蒙自”是临安府之属县,见卷46《地理志·云南·临安府》。临安和蒙自是从属     

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

笔者在《隋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考实》(以下简称《考实》)一文中曾指出,史籍所称大业五年(609)“隋氏乏盛,极于此也”,是指隋代疆域之极盛,并非其户口之极盛;并论证了《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记载的各郡县数、户数为该郡初置时的数额。本文拟进一步考查隋代户口极盛时文帝末年的户口数量及其南北分布。     

《旧唐书》正误四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虽经勘校,但仍有未尽善之处,甚或偶有误校。如《旧唐书·地理四》梓州州叙部分有关析置东川的记载就两处错误,高适、崔宁、张延赏等人的传记中关于一些史事的记载也有错讹,乃至误校。本文对点校本《旧唐书》地理志、列传部分的四处记载失误或错刊之处进行了订正。     

《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评介

《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评介钟树《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以下简称《山西社科志》）于１９９５年底正式出版。这部志书由着手至正式问世，曾数易其稿，历经十余春秋，最终以第一部社会科学志的资格进入中国方志行列，丰富了我国的方志种类，扩大了社会科学在社会生活...     

隋唐《地理志》陕西地理误述考订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记载这时期的史书,主要有三部:一是《隋书》,二是《旧唐书》,三是《新唐书》。这三部史书都有《地理志》:《隋志》三卷,以九州为分域,按郡列县,记述了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地理沿革,头绪纷繁,亦多乖舛,《旧唐志》四卷,以十道为区划,主记唐代地理,对前朝沿革虽有追述,但不详尽,且多抵牾;《新唐志》七卷,也以十道为区划,所记     

唐代辽东若干地名考释

唐代辽东地区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对该都护府置废的原委,府治的迁徙等,国内外的前人都已有专论,其中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卷四安东都护府一节作过系统叙述。安东都护府所属府州,《旧唐书·地理志》二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新唐书·地理志》三所载数目相同。所不同的,《新唐书·地理志》七除谱列九都督府名之外,另有十四州地名,虽于四十二州仅存少数,较旧书所载又稍为详明。这些府州大体都在鸭绿以北。另外,文献记载还有一些别的地名。为了研究唐代辽东历史地理,谨作若干新定地名考释。     

陈胜乡里阳城考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汉书·陈胜传》同。关于这一阳城的所在地,前人共有三种说法:《陈涉世家》司马贞《索隐》引韦昭说和张守节《正义》认为是秦汉颍川郡的阳城县,故治在今河南登封县境。《陈胜传》颜师古注认为是《汉书·地理志》汝南郡的阳城侯国,故治在今河南商水(一作汝南)县境。唐以后多数著名学者如胡三省(《通鉴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齐台南(《官本汉书考证》)、钱大昕     

古今临洮不一样

裴慎之在《马衔山和崆峒山》一文(见甘肃日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第四版)中写道:“吴镇所谓‘崆峒有五’:一在河南临汝县(《庄子、注》)。一在江西赣县(《江西省志》)。一在甘肃高台县(《隋书、地理志》)。一在岷州溢乐县(《唐书,地理志》)。一在岷州高平县(《雍州志》)。一在临洮(《隋书、地理志)。上述岷州崆峒即临洮崆峒。隋朝设临洮郡,唐代改为岷州,溢乐为临洮旧名(《地名大辞典》)     

中华点校本《明史·河渠志》释疑六则

一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0页称:永乐九年“浚江阴青陽河道”。查王鸿绪《明史稿》(以下简称《明史稿》)志28《河渠》6,其相应处所记,与之完全相同。可见《明史》此处文字乃因自《明史稿》。但查《明太宗实录》卷118第1页上永乐九年八月甲午     

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金史·地理志》户口系年辨析

《金史》成书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在宋、辽、金三史中“独为最善”。其各志尤以博洽详赅著称,惟《地理志》记载各府、州户数多未系年,使金朝人口研究失去依据,《续通考》及《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在引录其户数时,均未考订其年份。近年来,先后有学者提出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泰和七年三说,笔者认为其说均难成立.本文试加辨析,以供商榷。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屈原与楚辞座谈会纪要

重庆师院楚辞研究室主办的《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一辑》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先生的《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以下简称《展望》)和翟鹏举的《评张国光先生对(屈原列传)的十点质疑》(以下简称“翟文”,张文简称《志疑》)两篇,尤为楚辞学界所注目,为此,     

古厉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问题

一、厉国的地望《左传》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99年)载楚屈瑕伐罗,"楚子使赖人追之"句下,杜预注:"赖在义阳随县",说明赖在春秋早期已是随枣走廊内附属于楚的一个小国.《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原注:"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结合以上两条记载来看,赖、厉古音同,故赖国即春秋之厉国;汉晋时期随县境内之厉乡,即古厉(赖)国之所在.关于厉乡的位置,盛弘之《荆州记》说:"随县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云是神农所生处",言在当时的随县"北界";对此,《水经注》作了更具体的介绍,卷32漻水篇云:     

徐兢和他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是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徐兢出使高丽据所见所闻而著成的,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载高丽王朝的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它在历史地理学史上,在中朝关系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这部重要专著过去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为了加深对徐兢及其《高丽图经》的了解,本文拟就徐兢生平,是书内容特点以及不‘足之处作一初步的探讨,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某些便利。因学力和材料的限制,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同志们批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