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

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北人南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众多的劳动力。此说存在巨大缺憾。北方的衰颓与南方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南、北方人各自的行为模式：北人过度重农,古代农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发展速度必然减缓;过度垦殖,又导致植被严重破坏,致使天灾肆虐,农业发展受阻;南人诸业并重,农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终于夺得经济重心的桂冠。     

试析宋代中国传统文化重心的南移

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兴盛、发展的重心。至南宋初年,伴随着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传统文化重心也最终转移至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主要表现是:南方地区的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 ,也是迄今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上世纪 30年代开始 ,学术界对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 ,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如 :何时形成、何时南移、为何南移等众说纷纭。如何时完成南移 ,就有从魏晋到南宋差距千年的 9种观点。在许多概念、关键词、客观标准等方面还存在着误区和混乱。而且迄今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专著予以总结。本文对此做了综述与分析 ,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已基本完成.在此过程中,北方战乱、封建王朝的有意识引导、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两宋之际的气候变迁,也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又一重要因素.宋代以降,北方气候日趋寒冷,导致北方农作物大受影响,从而又间接影响了手工业发展,进而波及商业;而南方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所受波及较小.这一气候变化进程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     

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

拓跋鲜卑与柔然之间的各种交往是公元4世纪后期到公元6世纪初期北方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北魏北边防务措施也主要是针对柔然展开的.与以往中原政权的北边防务相比较,北魏的北边防务具有特殊性.     

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

盐实行专卖后,盐入官仓是统治者从源头上防范私盐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明清以来,福建运司盐仓却历经变化:一是盐仓呈由兴到废的发展趋势,二是盐仓修建主体由官府转变为盐商和部分灶民。这些变化表明:福建盐业走过了由官方严格控制盐业向逐渐放松了对盐业的控制的转变,盐仓制度则因盐课改折盐米、倭寇入侵烧毁盐仓,加上国家只是着眼于从盐业获得收入而无意于维护盐业的正常运行等因素而遭遇了被废弃的命运。     

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水稻的分布

本文利用方志资料详细统计、分析了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分布情况及长江流域的双季稻种植情况,勾画出了水稻分布的区域轮廓,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从文献资料看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言传身教

本文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言传身教这一基本教育方式方法在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运用进行全面考察.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其注重“正身率下”,注意言教和身教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传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群体.     

从《广东新语》看明清广东盗贼

《广东新语》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所著的一部史料笔记。在该书卷七《人语》＂盗＂、＂蛋家贼＂、＂黄盗＂、＂永安诸盗＂等条中记载了明清时期广东的盗贼情形,对所记之各类＂盗＂加以检视论析,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及采取的防盗之策进行了探讨。     

明清时期荒地占有制度研究

明清政府在推行垦荒政策过程确立了荒地占有制度,它以官方颁发的文书为证明,承认人们对荒地的占有,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事实上的荒地占有,因此,荒地占有的性质主要是一种权利,特殊情况下是一种事实。官方并不允许人们肆意占有荒地,同时不得违反公共利益和国家法律的规定。荒地占有制度,有利于定纷止争,激发人们开垦土地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制度

中国古代将官吏犯罪区分为公罪和私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吏治的清明。明清两代的律、例、令、会典等条文中就有对公罪和私罪的相应规定。本文从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的基本概念、具体规定、实际运行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明清绅士制度初探

从绅士阶层的产生原因、制度来源以及绅权的制度性保障和约束等方面分析,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代趋于成熟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它是封建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并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明清赋学论

明清两代在中国赋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虽然其时赋的创作已呈现另一番景象,但赋的整理汇编和对赋家及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则出现高潮,尤其清代,涌现了不少论著,包括赋话类著作,标志着赋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引起当今赋学研究者重视。     

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兼具海陆地理特点,其国防战略不能不受这一特点的制约.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中国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

在历史上 ,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 ,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 ,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 ,颇多疏漏。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 ,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 ,从而弥补了正史对这方面记载的不足     

明清广东笔记漫谈

广东最早的散文笔记出现于汉代,历经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繁盛,不仅门类多,数量亦不少.但由于各种原因,湮没亦不少.目下存留下来的一些罕为人知的珍希笔记,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可补史乘之缺.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