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界创造性地提出"重估大传统",重新反思文化"大传统",以求达到对现有文明历史框架的超越与拓展。四重证据法作为"重估大传统"的方法论之一,在叶舒宪等人的一系列学术探索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四重证据法作为本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者为突破西方现代学科建制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反思人文与科学之间对立的世界性思潮中,为弥补人文与科学的割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文章将结合实例,着重讨论多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的性质及运用,透视其在方法论的维度上如何融合实证与阐释两种理路,从而有效地调和了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之间的尖锐对立。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

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相联系: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用叙事学术语,可将第四重证据的功效概括为物的叙事及图像叙事,其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超越汉字记录的局限,在文字文本之外重新建构文化文本.以死而复生神话信仰的多种动物形象--虎、鹗、熊、蝉、蛇等的图像编码为参照,提示对文献叙事难点问题的再解读.     

证据法与法官的素质

法官有其思维的"支援意识",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因时因地不同.证据规则值得研究和遵守,但证据法不可以提高和弥补法官的素质.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

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先生提出的主要针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文章认为四重证据法是在伴随古史研究从“信古”到“立体释古”之发展趋势上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厘清四重证据法之材料性质: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人类学民族志材料或跨文化比较材料、实物及图像；并探究其方法论基础,即证据所构建出的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同一与相似关系.     

“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

“二重证据法”是结合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探究史实的方法,以此作为考证“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教学案例,在课堂中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研习史学的能力。     

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一直有"孤证不立"的传统。陈寅恪提出并实践"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地下文物与传世史籍的互证。后又有"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提出,以拓宽史料领域,增强史实客观性。多重证据法即互证法亦即印证法。它与兰克(L·V·Ranke)提出的"外证法"和"内证法"学理上一致。多重证据法"由一到多"的发展,体现出对印证广度与厚度的关注。而且多重证据法重视新证据的发现,在研究中,史学家已注意到历史证据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功用。不同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明方法在法证据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学的多重证据法与法证据学的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共同之处表现在二者的证明目的、性质与对象以及对印证方法使用的基本方式具有相同性,参与印证的证据材料类型也具有相同性。但二者也有一定区别:包括印证材料的类型有别,印证证明的要求和标准不同,法学运用印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大于史学。为保证客观性,法学印证过程中运用的推论方法与阐释方法受较严格限制。法学与史学运用印证方法"和而不同",但亦可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启迪,改善各自的证明方法。     

玄玉时代钩沉——四重证据法的新尝试

采用考古发掘的实物新材料,求证距今5500至4000年的中原及西部地区玉礼器所用玉材来源——墨绿色蛇纹石玉,依照《山海经》黄帝与玄玉的相关命名,通过中原及周边的19件玄玉标本,说明中原玉文化发生期的最早时代为"玄玉时代"。讨论西玉东输运动从深色调玄玉到浅色调黄玉青玉白玉的依次登场之多米诺效应,并最终取代玄玉的过程。这是通过实证手段求证华夏文明五千年主脉络的新尝试,凸显文学人类学派四重证据法在探寻和重构失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方法优势。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特点考论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判例及司法官员的论述,现代证据法中的多数证据方法在当时都已出现,书证和人证是民事证据中最重要的两种。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的方法也较合理。与刑事证据法相比,民事证据法存在着立法简单,证据受重视程度不足等特点,这也反映了民事诉讼本身不受重视的状况。     

"刑事证据法立法模式"否定论

“刑事证据法的立法模式”说存在着三个内在矛盾和二个范畴错误 ,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不能有效成立。对它未能解决的问题 ,应通过提高造法效率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等予以解决。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刑事证据法伦理观的几个问题

刑事证据法与伦理具有密切的关联。刑事证据法的伦理观,是指对于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规范主体在进行取证、审查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将人道、平等、尊严、人伦亲情等作为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目标,以对人格尊严、人类的基本道德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使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合理和人性化。     

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进行研究?

正自从20世纪初年"古史辨派"开启全面地疑古思潮以来,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夏商周三代都成为存疑的主要对象,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的命名,就是从那时一直遗留至今的。后来殷商甲骨文大量出土,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提出重新考察上古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出土的文字资料成为重建失落的历史的有力依据,使得商周两代的存在得到证明。但没有找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夏代,是否真的作为     

“物”无达诂:物象的理解与阐释——《物的意义》撷微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提倡把物质文化看作一种存在着多种读法的文本,这有其现代阐释学背景。在《物的意义》中,伊恩·霍德认为可以从情境、结构、行为者能动性等三个方面来考察物的意义。在中国本土物象的理解和阐释上,在调和科学实证和人文阐释矛盾这一话题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可以与四重证据法互为对话。     

论刑事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兼评米尔建·R·达马斯卡的《漂移的证据法》

米尔建.R.达马斯卡教授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认为,英美普通法的证据法日渐过时,而大陆法却在大量借鉴英美普通法中那些过时的证据规则,因此,证据法总的发展方向是:“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诞生。”其实,这是一种悲观的误解,至少在刑事证据法领域内是如此。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诉讼价值在不断冲突中又日趋平衡,与之相应,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具有日渐融合刑事诉讼两大价值的趋势,体现出犯罪控制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平衡。     

论刑事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兼评米尔建&#183;R&#183;达马斯卡的《漂移的证据法》

米尔建·R·达马斯卡教授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认为, 英美普通法的证据法日渐过时, 而大陆法却在大量借鉴英美普通法中那些过时的证据规则, 因此, 证据法总的发展方向是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亡, 另一个无力诞生."其实, 这是一种悲观的误解, 至少在刑事证据法领域内是如此.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诉讼价值在不断冲突中又日趋平衡, 与之相应, 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具有日渐融合刑事诉讼两大价值的趋势, 体现出犯罪控制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平衡.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