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解说词创作理念探析——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解说词作为纪录片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其创作理念与风格也在发生变化。影视是声画结合的艺术,观众对纪录片解说词的理解与感受虽是诉诸于人类的听觉,但解说词的本质仍属于文字。因此,必须在纪录片制作的大背景下,思考解说词的创作。传播学理论中的"5W模式"为我们分析解说词的创作理念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此采用案例分析法,以《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为例,对纪录片解说词的创作理念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与总结。认为纪录片解说词的创作要以影视创作的思维方式进行,不仅需要对纪录片的受众定位与传播内容进行研究,还要具有一定的拍摄与剪辑意识。     

瑶族仪式画的艺术人类学阐释——以广西金秀平道村岭美屯盘瑶仪式画为例

瑶族仪式画绘制的神仙并不是瑶族崇拜的所有神仙,但是仪式画却生动地勾画出一幅瑶族的神仙体系表.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瑶族仪式画有仪式象征的功能,是人们对神灵寄托的期望.仪式之上对仪式画的参拜也是瑶人追求自身利益和消除困惑的行为.在瑶族的仪式实践当中,仪式画上的神仙体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实际的仪式运用中它具有联络村民和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     

忏悔者的归来——李斌历史画创作略谈

在众声喧哗的中国当代画坛上,有一种声音特别值得我们聆听和思考,那就是来自历史深处和个人灵魂中的反思、忏悔与创造之声。生于1949:李斌画展展示了画家在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红卫兵、知青、共产党员、探索者和反思、忏悔者等人生旅程上各个时期中所创作的重要作品,从中人们会发现一个经历过从红卫兵到忏悔者的心路历程的真诚的人...     

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余画谱》为例

作为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诗余画谱》集词、画、书于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词意画集。同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余画谱》所选词作在词人、题材和风格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宋词选集不尽相同的选择标准和审美旨趣,体现了刊印者从绘画角度对宋词的独特接受方式,同时也折射出晚明以新安文化为代表的徽派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余画谱》不仅是“诗画一律”艺术思想的又一现实蓝本,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宋词接受的新维度。     

传承人视角下麦草画工艺发展路径研究——以汝南袁月英麦草画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传承人掌握着非遗的核心技艺和知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的传递者。传统工艺类非遗中的麦草画工艺是由手工艺人利用相关工具纯手工制作出来的,传承人在这类非遗传承过程中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保护好传承人,是解决非遗传承危机的关键,也是实现非遗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以袁月英麦草画为个例,从传承人的视角出发,探索适合麦草画工艺的发展路径。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之路向选择:以《觉醒年代》为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在国家话语体系下进行创作,聚焦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与事件,以传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精神为依归,并发挥正能量引领作用的历史正剧.《觉醒年代》作为庆祝建党百年优秀电视剧展播的精品之作,以创造性的艺术建构手法展示了我国革命年代的社会境况,多层次地刻画了为国奋斗的探路人群像,向当代大众传递着优秀的革命精神....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及基本原则——以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初夏》、贾平凹《秦腔》为例

柳青和路遥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逼真的记录。路遥对《创业史》主题的否定是轻率而难以服人的。陈忠实、贾平凹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的分析更是独到而深刻。昨天的历史必须尊重。不管是集体化,还是责任制,都无涉姓“资”姓“社”。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既要快速推进,又不能急于求成,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在地记忆与全景视野——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

五卷本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不能仅看作一种香港文学的选本。《合集选》既有编者们的在地记忆,也体现了他们大中华文学的全景视野,从而立在了历史的至高点上,堪称香港学者、作家建构香港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新模式。     

韩国画中所体现的“生生”思想——以《金刚全图》、《仁王霁色图》、《岁寒图》为例

东方艺术把人类和自然融合在一起,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形象化.东方艺术的精髓表现在天地之心、宇宙之心、天人合一等方面.谦斋郑敾和秋史金正喜的绘画表现出了天地之心和《周易》所倡扬的“生生”思想.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艺术手法上,而是为画界开辟了新天地,并且把天人合一思想通过画与诗来表达出对祖国安宁和发展的企盼.他们的作品被视作国宝并对现世大有借鉴作用.     

中国绘画研究的新面向：主副文本的互文阐释——以《诗与画：宋代宗室的艺术栖居》为中心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不断地深入和学科界域的持续打破,一些全新的研究视角,诸如以视觉文化、文学图像论和文图学等为切入点的绘画研究,已逐渐成为艺术研究的新潮流。但“主副文本互文性”阐释运用到中国绘画研究中,似更为贴切。《诗与画：宋代宗室的艺术栖居》一书,尝试以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基于文学研究的副文本理论,切入中国古典绘画的研究,倡导绘画主文本（画幅）与副文本（题跋、题记、印鉴、花押等）的互文性阐释,主张细读绘画主文本衍生而来的所有副文本,再回归主文本,建立主副文本之间畅通的对话渠道。此学科交叉的多元视角,结合传统的文字文献和书画文献的细致考辨、细腻分析,道出前人所未道、发掘画幅诸多幽隐之意,这是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值得肯定与倡导。此书尝试建立的中国绘画主副文本互文阐释的研究程式,若移植到宗室之外的画家群体与个体研究,必将开拓出中国绘画研究的新空间。     

试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

本文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对郭沫若、老舍、田汉三作家五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进行比较,指出,由于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等等不同,三作家在坚持历史剧创作的"两个真实"原则、人物形象塑造和作品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他们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范例.     

中国咏花卉诗溯源——以《诗经》《楚辞》为例

中国咏物诗的历史源远流长,咏花卉诗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大类.<诗经>作为歌咏花卉的源头,以花卉这一题材作比起兴,使其作为一种描写对象,真正进入了文学审美视域.而其后的<楚辞>以巨大的飞跃,使花卉真正走向了人格象征的丰富的意象世界,成为百代不衰的象征中国文人精神品德和心灵世界的重要意象.<诗经>和<楚辞>在中国花卉诗词的发展史上有着彪炳千秋的历史文化功绩.     

以《文学人类学教程》为例谈文学与人类学

20世纪以来,人类学成为西方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研究异彩纷呈,展示出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给各交叉学科带来的极大创新。那么,当人类学与文学相遇,二者的碰撞与结合可能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新异局面呢？下面以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⑦（以下简称《教程》）一书为例,谈谈文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十七年"时期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 ——以《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

传统的文学研究思路认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像是20世纪40年代"讲话"精神的拓展和深化,知识分子及其主要栖居地的大学较少进入作家视野,相应的研究也较薄弱,但实际上,当时大学题材创作并不是完全绝迹,只是力量太弱而被人们长期忽视。以"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两部影响较大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两部作品不同的表现视角代表着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红路》所讲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更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简单图解,扎拉嘎胡这种对"红色叙事"的主动认同,实际上代表了"十七年"时期一大批作家的心态。汉水的《勇往直前》一改同时代的《红路》对时代主潮的自觉认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描绘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大学活动上,凸显了知识分子对于外界政治力量的反抗和对于个人意志的听从。总之,作为当代文学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启蒙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红路》和《勇往直前》称不上完美,但考虑到时代因素,这些不足之处似乎也可理解,而从另一角度说,这些不足也可算作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征,同时,这些不足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论与谢芜村“俳画如一”的创作风格——以俳句对绘画的借鉴为中心

与谢芜村是近世俳句史上的著名诗人。在创作俳句之余,与谢芜村也进行着绘画的创作,被认为是日本文人画（南画）的集大成者。在创作俳句和绘画的同时,与谢芜村也渐渐地达到了俳画如一的境界。俳句和绘画原本是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从俳句的用词、构图、构思等角度分析,探讨了与谢芜村将俳句和绘画之间的巧妙与运用联系。     

《红色娘子军》连环画创作始末——陈通顺访谈

2012年8月,北京连环画出版社再版了一批文革期间创作连环画,其中就包括《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连环画最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文革期间出版,原版和再版对于此书作者都标注的是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编绘。作品由集体创作、集体署名是文革期间文艺创作的时代特征,但如今四十余年过去了,本着对历史尊重、对艺术家个人尊重的态度,本刊编辑部多方探访当时参与此书的作者,最终找到了当时此书创作组的负责人陈通顺先生,请他将此书创作的背景、过程进行了回忆。更难得的是,陈通顺先生还找出了保存多年的记录当时工作状况的工作手册、报告等,为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准确有力的资料,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论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继承与创新——以《啼笑因缘》为例

张恨水的小说是对传统章回小说有选择的改良,以其代表作《啼笑因缘》为例,从题材和文体创作两个方面张恨水小说对传统章回小说都有继承与创新。从题材选择上看,《啼笑因缘》与传统章回小说中的世情小说、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等等不同类型的小说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又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创新。从文体创作的层面看,《啼笑因缘》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技法等等都对章回小说的创作技法有所继承、改良。张恨水之所以能够以辩证的姿态审视章回小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作者少年时代对章回小说的阅读经验所致,一是作者新闻记者的身份促使,令他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感知,并能够在充分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的情况下,以传统蕴含时代精神的方式向读者揭示社会的扭曲与人性的美。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