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长期以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似乎因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而遭到否定和抛弃。这在理论上是极其片面的,实践上也是无所补益的。本文试对“知行合一”说作个重评,以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初看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背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黑格尔决不是按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或把哲学史就等同于哲学。如果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完全等同起来,那他就不会既有《哲学史讲演录》又有《逻辑学》传世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是告诉人们:当前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已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哲学史的全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也只有吸收已往哲学的遗产,才能使当前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力。黑格尔是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警言同样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

“知行合一”可谓王阳明哲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这不仅在于其提出角度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其具体指谓的多意性。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它起码有三层涵义。 一、作为实践中知与行本然关系的描述:“知行本体” 在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提到最多且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就是“知行本体”。当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时,就“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此后,无论是“与徐爱论学”还是《答顾东桥书》,“知行本     

Intention and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Doctrine of “Uni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哲学史”的正当性

“哲学史”的正当性陈少明否定中国有哲学史,不一定是为了贬低中国学术传统,相反,也可以出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特殊性的深切体认,防止它被洋化,这两种倾向均非始于今日。传统学术中的确只有经、史、子、集,或义理、辞章、考据,以及经世的分科,而没有被称为“哲学”这...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蒙古族与哲学──《蒙古族哲学史》前言

蒙古族与哲学──《蒙古族哲学史》前言陶克陶一个新消息！蒙古民族哲学史苑囿的新树终于开出了花朵，这就是《蒙古民族哲学史》。树可贵，花亦可贵──开山第一次。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术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这是为他的《政治学》辩护的。据我看，哲学、哲学...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要素论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了入世经世论、批判继承论、亲履实践论、道德修养论和主观唯心论等这五个要素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的这五个要素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至今仍能见到影响发展的轨迹。本文拟就王阳明“知行合一”内涵的五要素论作一论述，并求方家指正。 人世经世论──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在青少年时代，王阳明就熟读过孔孟之道，也深研过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同时，王阳明对佛经过学也十分爱好，曾有遗世人山之意。后来，王阳明认识到：佛老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要忽视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这一面

<正> 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日丹诺夫给哲学史所下的一个著名的定义。多年来,我们都是沿用这一定义来研究哲学史的。它正确的地方是指出了哲学发展中的两军对战这一客观事实,但是却把它看成哲学史中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从而割裂了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就容易导致简单地否定唯心主义,不把它看成是人类哲学认识     

黄宗羲“工夫即本体”浅析

“工夫即本体”这一命题是黄宗羲本人对哲学与学术思想史的总结;又是对王阳明“心即理”的阐发。它贯穿了黄宗羲对宋元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诠释,蕴涵着他的学术思想史诠释观。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确立了“吾心”为宇宙的本体的基础上,倡导“知行合一”说,在晚年又阐发了“致良知”说.王阳明哲学思想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的本体,道德的本体.“致良知”既是认识的途径,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知行合一”,既是关于知识与行为的问题,也是解决如何实践封建伦理德原则的问题.王阳明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历史上所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一样,不但极其注重自我修养,而且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总结出一系列符合他的哲学思想的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其教育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今天它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仍具有不可否定的借鉴意义.     

“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俄国哲学史观”的变迁——读M·A·马斯林主编的《俄国哲学史》(2001)

苏联时期以前的俄国哲学史研究最初是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和“学术目的”,后来哲学史视域成了政治斗争的阵地,苏联时期的“俄国哲学史”研究体现了某种特定的“俄国哲学史观”。1947年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全苏哲学讨论会成为苏联“哲学史”和“俄国哲学史”研究的转折点,自此后所有作品都遵循以定义开始、引经据典等体例。马斯林主编的《俄国哲学史》成为哲学史观和俄国哲学史观变化的标志之一,该书的框架和内容表明了他们自己的“俄国哲学史观”,虽并不代表现今整个俄国哲学界的观点,但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审视和解读当今俄国哲学界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具体参照物。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康德认识论中的先验论及黑格尔对它的扬弃

康德认识论中的先验论历来是康德研究中争论较多的课题之一。不少同志过去对它往往只是否定,例如,说它“完全同科学相敌对”,说“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并不是哲学上的进步”等等。与此相应,人们对先验论的批判通常只诉诸经验或实践。诸如此类的作法都是需要商榷的。把哲学史上广种重要的学说看成一无是处,这本身就表明了其看法的片面性。至于批判或驳斥,我不是说诉诸感性经验或实践有什么不对,而是说仅仅这样做     

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 ,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 ,阐明它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特别要突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哲学的意义。就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而言 ,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原教旨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 ,利用西方哲学的某些资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 ,在使用西方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哲学时仍要谨慎 ,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正因为如此 ,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是未来中国哲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内在批判和释义学阐发则是新的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王阳明“心外无物”说再辨析

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是相互联系的。"心外无理"说更多地反映了他与程朱理学的分歧,而"心外无物"说更为直接地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人心与物同体"的说法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既可以从本体论方面来说,也可以从认识论方面来说。王阳明是从"人心与物同体"这个本体论的视角来阐述他的认识论的。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因其是对西方哲学、特别近代哲学的概括,因其是划分唯物、唯心的唯一标准,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正因为它毕竟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如果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和民族差异,这个论述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这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也是我们研究王阳明哲学时必须遵循的一条方法论原则。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