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An analysis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consumer demand employing a dynamic semi-parametric panel data model

本文使用1991～2005年中国分省数据,根据Joel L．Horowitz（2004）和Henderson et al．（2006）半参数面板模型估计法以及Hubler（2005）非参数广义矩估计方法,构建动态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刻画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变化轨迹,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体呈现双峰波形。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理论、现状与对策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收入与消费密切相关,消费调控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内外需求不均衡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房价上涨过快、社会保障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行为。促进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应当加大货币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信贷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着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A study of inadequate consumer demand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本文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     

西部农村消费需求的边际倾向与收入弹性比较分析

收入是拉动消费需求增加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但在我国,由于地域差异大,经济一直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收入虽然也有所增加,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而使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增加的作用不明显,消费的边际倾向和收入弹性相对东部地区的省份高,所以进一步增加西部农民的收入就很容易启动潜在消费,从而刺激全国的有效需求,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低迷的状态。     

我国农村居民衣着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衣着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呈倒U型,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增量中用于衣着消费的增量下降;农村居民衣着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缺乏弹性,呈折线式下降趋势,说明农村居民对衣着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慢;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是一种基本生存需要,还没有达到精神需要。我国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户收入,要针对农村居民对衣着不同层次的需求,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要疏通农村流通渠道,增加衣着供给网点。     

消费的成本——论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制约

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是观念 ,而是有效需求的能力。低收入群体的普遍存在 ,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作者通过分析对比高低收入分配不均带来的消费层次的差距是遥远的 ,即高收入者缺乏消费意愿 ,低收入者缺少支付能力 ,特别是当高收入阶层转变消费重心后 ,相应消费层面因无主体补充而萎缩对消费的制约。作者认为 ,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经济差距 ,作为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制约总消费的稳定变量     

农村家庭的消费平滑:对完全保险假说的检验

农村居民的收入通常处于波动状态,收入风险不仅反映在消费的波动上,而且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收入风险通常可以通过消费这一视角进行考察。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4年江苏、河南、四川、云南四省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是否能够完全保险消费风险进行了检验。本文的分析总体上拒绝了完全保险假说。本文的研究表明,非外出打工户进行消费保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相关政策应向非外出打工户倾斜。食物消费尤其是经济状况较低的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应该成为政府应对消费风险的重点。     

节假日与休闲消费关系研究——兼论我国假日制度改革

可支配收入与闲暇时间是人们进行休闲消费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假日天数、节日次数都是我国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休假时间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休闲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表明,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适当延长休假时间可以有效拉动我国居民的休闲消费。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休假时间进行比较,发现我国休假时间有延长的可能。本文建议:改革我国假日制度、扩大居民休闲消费。     

中国利率调整对消费作用的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中国利率的变化与国民消费水平增长呈现出一种反向变化的趋势,这一结果与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永久性收入假说理论和随机游走理论等相悖,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异质性和“二元结构”特点,不具备上述理论的假设条件。利率机制目前还不是中国调解消费的理想工具,应考虑更多地使用非利率的其他金融手段。     

经济增长与温泉旅游的兴起和发展

旅游消费是一种高需求收入弹性的消费,旅游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影响我国旅游业和温泉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不断提高;自由时间增多;城市化;交通状况;对外开放;中产阶级壮大;商务会展增多;有车族的出现;新生代消费群体形成,等等。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的考察

本文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E-G两步法、协整分析、误差修正、GRANGER因果关系等方法就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并使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城乡消费差距的存在又会引致城乡财产性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并通过城乡财产性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的相互叠加与强化对居民消费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据此,本文提出缩小当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的相关对策建议。     

对我国家庭生态足迹的探析

家庭生态足迹是将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计算家庭与自然生态环境存在的关系.对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计算相应家庭的生态足迹,确定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生态足迹掠夺差异,结果表明: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均生态足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恩格尔系数却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食品消费的生态足迹部分所占总生态足迹的比重最大;其次为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活动、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态足迹掠夺的能力也在增强.在此分析基础上,应合理调整消费结构,引导生态消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

通过对我国居民各阶层的储蓄动机研究及实证分析可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不是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那样单调下降。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阶层并不是低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此时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向中等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反而比向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的效果更好。所以,需要根据各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启动居民消费。主要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中等收入阶层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应主要采取实物而不是货币形式。     

利率下降对我国居民跨期消费选择的影响分析

利率下降对居民跨期消费选择影响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对居民当期消费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因而总效应要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对于我国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利率下降对其跨期消费选择的收入效应特别明显,替代效应则趋于零,因而降患反而会减少其当期消费数量.对于我国中高收入居民来说,利率下降对其跨期消费选择的替代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收入效应所抵消了,因而降息拉动其当期消费也不明显.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除了实施降息政策以外,还必须采取其他政策与之配合.     

关于江西省消费的计量分析

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及随机游走假说。本文基于江西省198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若将这些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结合起来,再根据江西省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江西省消费更有说服力的消费函数模型。     

隐形货币收入与消费需求膨胀

消费需求膨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较为突出的新问题。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呈现出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为特征的总需求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严重的消费需求膨胀呢?在影响消费需求膨胀的诸因素中,个人收入增长过快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个人收入中增长过快的往往不是职工名义货币收入,而是各种形式的“隐形货币收入”。“隐形货币收入”一般指劳动者工     

城镇化促进最终消费的内在机制

中国城镇化过程对于最终消费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之所以表现出城镇化与最终消费率反向变化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城镇化与一般国家城镇化过程不同.抑制城镇化促进消费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效率差距以及产业要素背离等.因此,要使城镇化真正拉动最终消费,就应该在保持国民经济迅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关键在于实现城乡要素、商品市场一体化,用现代化改善传统农业,扭转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类型,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上海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 ,上海市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家庭消费的变化是城市经济变迁的缩影。本文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及消费的角度探讨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家庭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经济体制改革给家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的增加及其收入分化的加剧。家庭收入是家庭消费的基础 ,而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家庭成员的职业状况直接相关。随着社会就业渠道的拓展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收入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差异。首先是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最高行业的收入和最低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