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文心雕龙·知音》篇义证

《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列子·汤问》篇亦载此事,略同。刘向《雅琴赋》:“末世锁才兮知音寡。”《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心雕龙·序志》篇:“怊怅于知音。”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风骨”辨

对于“风骨”的含义，论者各有所指。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教授在《刘褴的（风骨）论》一文中曾坦率地说：“所谓风骨，意思很难捉摸。”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学者的困惑。历代学者的解释影响最大的当数黄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中说：“‘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捞写中体，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会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当代著名学者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也表…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

<正> 一汉赋给人的印象是“虚辞滥说”、“靡丽多誇”,但细读《两都赋》和《二京赋》,却有不同的观感,若校以有关史料,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确然可信”。无怪《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亲到长安考察史迹之后说:“赋语文之词,固多张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两京台观之盛,班孟坚曰:‘轶云雨于太半,虹蜺回带于棼楣,’又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按:见《西都赋》)张平子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耸兢??按:见《西京赋》)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辣,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遽为张大也。”(《长安志图》,《经训堂丛书》本,卷中)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有关汉代长安和洛阳的史料,除了近年在旧址的一     

“言为文之用心”——谈《文心雕龙》有关构思的论述

《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句话赵仲邑先生译为:“本书称为‘文心’,是在于说明写文章时对于心思的运用。”而这“为文之用心”不期与《现代汉语词典》中“构思”条的解释——做文章或制作艺术品时运用心思——     

再论丹辉诗歌的色彩美

关于丹辉诗歌的色彩美,拙著《“光彩的土地上”的歌唱》(载《开封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已经论及。为了更进一步探讨丹辉诗歌的个性特征及美学价值,特再次为文以抒管见,以就正于诗家。 重视诗歌的色彩美,是我国诗歌的传统观念之一。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并以《诗经》为例。盛赞‘灼灼’状桃花之鲜,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下)

三、言与情的关系刘勰对辞赋中的某些形貌描写,是持反对态度的。如《物色》篇评“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等。这类描写,无论是“循环相因”,或者罗列辞藻,都有悖于“体物写志”的艺术规律。任何文学创作,写物图貌都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即使以表现形貌为主的绘画,亦无不如此。这样看来,从“诗言志”、“言为心声”到“体物写志”,共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古典名著笺注今译商兑二题

古典名著笺注今译商兑二题相隆本“赋颂”犹之“赋”与“颂”乎《文心雕龙·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消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倍旧章矣。”周振甫先生《文心雕龙今译》译为：“……这时赋和颂首先得到发展，所以比喻手法象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