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嬗替与政治影响

在明中后期内阁权力逐步发展到顶峰的政治格局下,内阁成为权力斗争和利益角逐的场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绞杀使内阁成员的人际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去职都是一系列政治倾轧的结果,而去职后的首辅的结局却大多带有悲剧性的色彩,这一现象有其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并对当时及以后的明王朝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隆庆时期与右翼蒙古的通贡互市及其意义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与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达成了著名的“隆庆和议”,自此结束了明初以来长达两百多年的对争局面。之后双方的“通贡互市”,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蒙汉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

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 ,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排除种种阻力与干扰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政绩 ,缔造了所谓万历新政。但是身后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令人感慨系之。后人在复述这一段历史时 ,在赞誉他的同时 ,导致一种过于讳言其过的倾向。本文透过四个方面的剖析 ,意在窥探这位政治家的内心世界 ,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 ,更接近其真面目 ,并非故意抬杠 ,做什么翻案文章     

小泉的政治手法与小泉内阁的特点

传统上,日本政治的决策程序是自下而上的,即首先由执政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与政府各部委的官僚进行磋商,确定政策草案后提交执政党总务会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后,再提交国会投票从而形成法律。这种多重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结构使日本的首相很难发挥强势的领导作用。但小泉内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上述决策程序。小泉通过强化内阁府和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以及新设首相助理等手段,实现了由首相官邸主导政治决策的目标。日本政治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决策特点,日本媒体称之为"总统型政治"。小泉之所以能够推行这种"总统型政治",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他依靠民意的高度支持,得以压服党内的反对派从而独断专行地安排内阁人选;二是他通过扩编内阁府并操纵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强化了首相权限;三是他通过解散议会、实施大选排除了党内抗拒改革的所谓"抵抗势力"。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民初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民立报》上宋教仁、章士钊的言论为中心

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曾是民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从国外回来的宋教仁和章士钊便极力倡行这种制度。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两人政治理念的共性,他们以《民立报》为阵地,努力构建中国民主共和的蓝图,使《民立报》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报纸。但由于当时中国民主基础的薄弱,民主与对抗民主力量对比的悬殊,倡行者对民主思想解读的有限以及实际斗争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他们所构建的政治蓝图最终在实践中宣告流产。     

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外交上选择诉诸国联.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不愿认真履行《国联盟约》义务.英国以利益为取向,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选择性的应对策略:与己利益相关则积极干预,否则就消极推诿,甚至有时表现出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不过,英国的这种反应并非纯粹的袒护日本或纯粹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支持中国,而是以其根本利益为着力点,不断转换.通过对英国内阁文件的解读,来观察英国政府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初对日本侵华的应对举措及其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上)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 ,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 ,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 ,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 ,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 ;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 ,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 ,具有了经典性 ,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 ,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的思考(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政治文明就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优化和政治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社会的政治文明根本不同,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首先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根本途径和根本原则。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文章指出,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胡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

文章全面系统地描述与评价了自“五四”以来有关胡适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活动与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胡适研究分为始发期、形成期、混乱期与发展期,并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研究的特征及其原因;最后针对性地阐述了有关胡适研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具有某种反思意义     

清代浙江厘金制度的创办与衍生形态述论(1854—1866年)

太平军进入浙江前后,浙江省两次创办厘金制度,以应付不断加重的军费负担。通过对其创办和初期衍生形态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地方社会能量是如何在战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而其最终的制度形态既来源于传统惯例的变形,又受到新的权力结构的影响。     

民国时期(1912～1949)川西北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述论

民国时期,川西北商业格局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承继性,对外贸易曾长期处于出超.商业具有民族资本、寺庙商业和官僚资本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特点.城镇发展基本上与商业发展同步,政治中心的确立和交通线路的转移成为城镇兴衰的主要因素,矿业开发在城镇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城镇发展坎坷,起伏较大,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能...     

潘仕成与鸦片战争的武器捐造(上)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不敌英军。潘仕成自行捐造武器,包括水雷、大炮、战船。文章围绕潘仕成捐造武器一事探究了某些具体细节,分析了他制造武器的思想根源以及武器制造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     

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

通过对“两序一碑”以及近世李白研究成果中不实之处的重新检核，否定了上述史料的权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对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的关系，别有隐衷含混不清的家世，至少通晓一门“外语”以及具有西域人种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考证，肯定了“非蜀中说”完全可信，得出了李白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本非汉人、亦非边疆民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