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

自从1985年学界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倡议以来,以实际行动响应者络绎不绝,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理论贫乏。建构现代文学史料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确认其学科属性,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成为当下紧迫而具体的任务。现代文学史料学具有超学科性,体现为"现代文学"含义与史料学融合、研究方法多学科性、"边际性"与"开放性"交叉及与电子数字化技术密切相关等特征。现代文学史料学亟待于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史料学、当代文学史料学之间进行互动和打通。只有既注重学科性,又充分肯定超学科性,才能使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定位得到统一,理论得到发展,实践得到深化加强,从而促进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新提法、新理论、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使该学科成为此一时期各人文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譬如,学术研究中的"空洞现象",课堂教学中对文学审美性、感受性的漠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知识论"角度设法.把笼统的文学史知识进行知识类型学的再分对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 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 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 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 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第一波中,她以其女性话语、女性题材、女性主题、女性共鸣等特征,彰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创作特色,同时,又以其“花瓶论”、“自救论”、“共负论”、“相成论”等女权主义观点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石。对庐隐的女权主义写作的研究,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

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精英的小说理论促成了通俗文学的大繁荣,形成了一个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五四”前后,知识精英们在理论与创作上均有上乘表现,他们以借鉴革新的姿态在本民族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剧烈碰撞中,出现了一个“接编—另办”模式,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多元共生的内在规律。嗣后虽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使市民大众文学出现了30年断层,但随着“引进热”又掀起了一个“重印热”,促使人们自省文学的生态平衡的必然性与“因势利导”的必要性。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及其对教学的影响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争论越来越多。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史内容越来越多,给课程教学带来了困难。只有根据专业计划和学时,结合学生实际,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加强改革,才能丰富学生知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特定向度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应真正回到文学自身的历史上来,真正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体系: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共生;占主流地位的白话文学与不占主流地位的古体诗文共生;汉语写的文学与非汉语写成的文学共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经学品质 国学架构 汉学视域——红学之学术反思与学科重建纲要

产生于以“经学”为学术主导之特定时代的“千古奇书”《红楼梦》 ,乃是一部“拟经”之作。以笺经而非析文为根本目的的“脂派红学” ,本质上属于“经部”之学而非“说部”之学。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碰撞时代有幸成为“显学”的现代红学 ,其学术体系归属于跨学科的国学大系统而非文学小系统。在日益全球化的新时代 ,红学的视界应突破国门之限、国际汉学视域 ,乃是这门“东方专学”广阔的学科新天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说 ,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因此 ,对于研究主体来说 ,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所以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正是一个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本文通过文学史的构成、重写文学史从呼唤到实验、回归文本与名著重读、追寻文学史的心灵史意味、倾听民间回声、夹缝时代、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当代意识与学院派批评的建构等多视角阐释 ,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学史观念 ,强调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 ,他的历史思考应与现实思考水乳交融。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 ,尊重文本乃是第一要义。因此 ,作为寻求文化现场的文学史研究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建构所依据的观点、材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建构又处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要服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其两度解构,更是受时代背景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都印证着"历史书写"的强烈的主观性.今后必然会有一番重构,也仍然会受时代背景的制约.根据半世纪来建构、解构的经验,当今学科发展中的"多元化"、"学院化"势头,应该有利于重构的趋向.     

新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方法探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甚至掀起了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现在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日益受到冷落。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时不断被压缩,由于各种公共课、通识课增加,加上双休日等因素,各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大都只剩下100课时左右,约等于80年代的一半。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