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非农化与农村家庭变迁——浙江省芝村乡农户调查

一、引言 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非农化”指的是非农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非农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7年的农村工业萌芽时期;1958—1959年的“公社工业化”时期;1959——1965年的非农企业调整时期;1966——1978年的非农产业发展停滞时期和1979年以后的非农产业大发展时期(辜胜阻:1991)。从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后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卜余年来,使中国农村经济真正发生深层次结构性变化的是自1979年以来的非农化。换言之,正是1979年以来的新时期的非农化才使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动力,1979年以来,非农化的大规模深入的展开促使了中国农村家庭的逐渐由传统的农村家庭向现代城市化家庭的转变。当然,作为一个过程,农村家庭的这一“非农化”也是渐进的,而经济领域结构性转变的中国特色对于家庭领域这一渐进的特征也无疑有着某种规定性。那么,在这一渐进中,农村家庭出现了哪些特点?与其它年代相比,其差异性如何?家庭变迁与社区非农化的相关性如何?这就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     

重视农村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深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与推动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己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积极发展中国的农村社会学几乎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目前,需要进一步认识的问题是:在研究选题与农村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基础上,保证研究结论和提出的对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这是发展农村社会学,并使之更好地为农村现代化服务的关键。     

双元创新何以增强组织韧性：中国情境下的多案例研究

进入VUCA和BANI时代的叠加期,塑造组织韧性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双元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6家制造型企业为例开展多案例研究,基于“行为—能力—结果”的逻辑框架,构建出“双元创新—核心能力—组织韧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制造型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的双元创新行为实践是塑造高韧性组织的直接驱动力,而通过开展双元创新提升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得以成功塑造组织韧性的强大支撑。同时,变革型领导是制造型企业双元创新实践中塑造组织韧性的有效加速器。为此,企业不仅应充分意识到双元创新的作用,而且要通过技术和市场能力的协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激活领导者的变革特性,营造积极的创新氛围。     

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能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取决于农村。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来对待。研究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对“三农”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基本判断。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可以概括为:农业落后、农村不稳、农民贫困,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焦点是收入问题。解决我国的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我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我国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向新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理论依据,解决过剩的农业人口问题。     

论第四次浪潮——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经济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惊喜地发现,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这就是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内陆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即所谓“民工潮”现象的出现,这三个阶段被经济理论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和实践基本相同,形成了“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三级所有”的表达及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上。理论界基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对其治理结构形成了“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或者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或者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基础,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允许其自主决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此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自治阶段论”。在观照现实、参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进行妥当的安排。     

合理社会分层与农村稳定

强调或者突出某种分层标准对社会结构及稳定的影响巨大。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体系由“政治—身份型”转变为“经济—能力型”。作者基于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的分析,提出应倡导“社会—综合型”分层标准,构建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     

“两型”农村理论内涵与标准构建

我国农村遵循“自然和谐”、“理性破坏”、“两型发展”三阶段演进规律,现处于“理性破坏”发展阶段,面临资源利用低效率、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窘境,迫切需要走“两型”农村发展道路.“两型”农村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强调“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耦合增长,由低物质化与高幸福感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体现经济绿色化、资源集约化、环境生态化、社会和谐化.“两型”农村标准凸显“四化”理论的内容,因而,建设“两型”农村应促进农村经济绿色发展、提高资源的集约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友好程度、加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再探讨(专题讨论)

魏宣利认为,造成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依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性供给,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兼顾社会养老保险的“效率”与“公平”、“强制性”与“自愿性”、“多轨并行”与“统一”等原则.赵然芬认为,当前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金融体制存在很多弊端,今后应在“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大背景下,推进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建设,引导城市资金反哺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耿卫新认为,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统筹城乡公共资源,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理应引起高度重视.王春蕊认为,新农村综合体属于一种新事物,它是农村—-小城镇的过渡形式,既有农村的乡土化特色,又具有城镇的现代化功能,是城镇和乡村二者优势的集合,在具体实践中应把握好其建设的内涵与要义,充分发挥其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     

“中国入世与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聊城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入世与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理论研讨会于 6月 3— 4日在聊城召开。研讨会主要就中国加入ＷＴＯ对农业特别是山东农业的影响、对策 ,以及我国农业新阶段的特点 ,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与实际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比较集中的观点和认识有以下几方面 :1 加入ＷＴＯ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不可多得的机遇。加入ＷＴＯ ,就是要用开放来促进改革 ,把我们一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 ,保护落后的东西除掉 ,更好地促进发展。中…     

资本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资本深化是当代经济发展过程的趋势特征,但资本结构、质量如何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仍是一个缺乏充分量化分析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有必要研究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其中资本结构指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各具优势,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最优结构,是一个缺乏讨论的问题。基于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可以研究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测算2002—2020年中国的公有资本存量和私有资本存量,构建资本结构这一指标,以此来分析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私有资本大约是公有资本两倍时的资本结构最优;其次考虑资本结构的边际影响,我们发现私有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呈现“倒U型”,公有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     

英国学者哥瑞来苏州地区考察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

英国萨赛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杰克·哥瑞(Jackgray),于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六日来我省苏州地区吴县和沙洲县考察访问。哥瑞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农村多种经营、社队企业如何利用其积累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资金。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了解当地农业经济结构、农副工的比例、提留积累的比例、积累的使用方向等情况。在吴县东山公社考察期间,哥瑞说他同他的同事、欧洲的某些“左派”在对中国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和发展社队企业问题上有争论,欧洲“左派”认为中国发展社队企业将     

二元工业化及其主要模式

构建二元工业化,全面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实现,这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统筹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矛盾的最佳途径。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二元工业化与发展农村工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认识与了解政府在发展农村工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化依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自然经济地理条件,可以建设资源型工业化模式、技术型工业化模式、加工型工业化模式等。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的转变──我国市政体制改革的特色

1955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这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市民住在城里，农民住在乡村，实行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分开管理，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就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上“崇农”与经济上“保农”并举，城乡差别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大，成为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正确认识"两个趋向"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就是要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走出“二元经济”困境。而“两个趋向”理论不仅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即在工业现代化初期,普遍存在工业剥夺农业的趋向,造成农业发展严重失血,从而致使农业与农村严重落后于工业及城市的格局;同时也指出了摆脱二元经济困境的出路,即在工业现代化基本完成后,普遍存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向,给农业大力输血,使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农村实现城镇化、农民生活实现小康。“两个趋向”理论的提出,是对国内外工业化进程规律的深刻认识、精确把握与高度概括,它已吹响了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号角,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指明了方向。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两个趋向”理论,把握工业反哺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脉搏,这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是对列宁“不争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在改革开放中“不搞争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多次提到“不争论”观点。我们学习邓小平这一思想，重温列宁的论述，就会发现，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正是列宁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发展。学习和领会这一思想，对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说，“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不仅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几个问题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基本情况怎样，直接、间接地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特质。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农民的状况构成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为其终点。当代中国农民的重新分化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这支庞大队伍的重新解体，引起了社会各门学科的关注，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分歧。本文试就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作一论述。一、农民分层研究的指导理论在当代学术界，分析和研究社会结构，主要有两…     

必须强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他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他从现实和全局两个方面看待农业和农村问题。农业上如果有大的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就会造成农村乃至全国的不稳定,又怎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由此阐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