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关于世界近代史开端问题的商榷

世界近代史虽然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相一致，但由于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连续性、阶段性和跳跃性），所以在地区上没有同步的开端。我们不能同意王占阳把世界近代上限定在19世纪，而忽略西欧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这一新论，认为人类社会从封建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转变的开端只应定在17世纪，而19世纪则是这种转变的新扩展。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其渊源可追溯至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革不同路向的争议,故"民族主义"研究长期受到"同化论""汉化论"等思维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其历史起源同一性与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学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对"民族""国族""族群""种族"概念的区别有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从而把"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古代与近现代交织互动的产物,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则更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民族主义"研究的三种取向各有利弊,"同化论"过度突出汉民族文化创造具有压倒性的典范意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阐释;"根基论"则过多关注文化传承的延续意义,而较少顾及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异;"建构论"则只关心文化传统在近代被塑造的过程,而完全忽略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涵义。     

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 ——近代史分期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近代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的。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

丸山真男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学界一般认为他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而丸山一直认为思想史在本质上只能是问题史,强调研究者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必须突出自己的主体性,适应时代需要设定学术课题。他认为日本从战前到战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思想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探讨妨碍日本人完成这一课题的深层的思想因素,他终于形成了其独特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一个整体性的解释理论,即"原型"/"古层"论。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New Medievalism"是西方学术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但其汉译因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     

美学现代性:一种历史性描述

学术界关于美学现代性内涵的讨论一直多从整体性文化视野的角度着手 ,相反 ,美学内部的角度 ,即美学自身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及其实质 ,则处于相对被忽视的状态。事实上 ,从这种内部视角出发 ,更加有利于深刻而清晰地揭示美学现代性概念的内涵。通过系统描述美学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主流发展脉络 ,可以看出 :美学现代性出现于启蒙时代 ,是前现代形而上学之超越美学被强调感性和主体性的启蒙主义美学所替代的结果。     

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评析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强化一超地位,建立单极世界;中东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资源地位而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中东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并服务于、服从于其全球战略;控制中东油气资源,以军事、经济和文化手段“改造”中东,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是其中中东战略的主要内容。     

20世纪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伊斯兰因素

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而中东则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伊斯兰因素因之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在经历了从中华民国时期的天然联系到新中国早期阻碍延滞的曲折发展之后,从1979年开始,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时的伊斯兰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点:伊斯兰因素与中国和中东国家建交;新时期以来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时的泛伊斯兰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中国西北边疆安全。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论现代乡土小说田园抒写的历史形态与审美特征

现代乡土小说对田园的抒写突破了传统阈限,改变了田园的传统文化伦理,重构了田园的思想基础,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革命与存在、个体与社会等层面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介入与表现。就文学史意义而言,抒情性的田园抒写标识了文学现代性独特而富有价值的综合性特征。     

政治伊斯兰与中东国家妇女地位变迁

自产生以来,政治伊斯兰对中东国家妇女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人认为,政治伊斯兰对中东国家妇女地位主要起消极影响。但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中东国家妇女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并没有因为政治伊斯兰的兴起而明显下降。事实上,政治伊斯兰与中东国家妇女地位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和不确定性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控制中东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化改造,扶持建立亲美政权的国家和组织,削弱和瓦解OPEC组织,进而控制石油资源,从经济上独霸世界,控制盟国,遏制潜在对手。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中东政治发展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中东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的角度看 ,中东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伊斯兰教形成了强劲的冲击 ,而政治现代化的受挫更是构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根源。伊斯兰复兴运动又从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等层面迟滞了中东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运用政治学的范畴及理论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