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十年:瓶颈在于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公司治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研制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已经连续发布了十个年头.十年里,围绕规则、合规和问责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机制建设使得上市公司治理合规性明显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3年的48.96提高到2012年的60.60,公司治理建设进步明显,治理质量大幅提升.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总体呈提升态势,但治理有效性偏低亦成为突出问题.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决定因素研究

高管报酬的确定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与财务、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的整体.以2002年～2004年深、沪两市的22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内部股东比例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外部董事比例与高管报酬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股东比例越大反而带来更高的高管报酬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对高管层的赎买行为;外部董事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表明董事会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参与作用.     

演进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对公司治理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演进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基金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治理作用了吗——基于影响高管非自愿变更与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分析

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被寄予厚望,但是对基金能否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则鲜有研究。本文首次按照基金监督对象的不同,将基金的监督作用分为"监督高管"和"监督大股东",从基金公司的治理状况出发检验在上市公司高管非自愿性变更决策中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实证结果表明,在基金公司治理状况比较差的条件下,基金会与上市公司高管"合谋";而当基金公司治理状况比较好的条件下,基金公司在上市公司高管非自愿性变更决策中能够发挥"监督大股东"的治理作用;没有发现基金公司"监督高管"的证据。"监督大股东"假说的提出,既丰富了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也是首次从企业微观决策层面发现基金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积极治理作用。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经理才能、公司治理与契约参照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决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沿着中国企业激励制度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公司治理趋同这两条主线,基于超越最优契约范式的市场配置视角、经理权力视角以及契约订立过程中的参照点效应,提出了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决定因素的三组理论假设。基于502家上市公司2001至2006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高管薪酬水平的上升反映了市场对经理才能日益增长的竞争性需求,但旨在约束经理权力、构架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并未发挥有效作用。此外,国际同行的薪酬基准对中国公司的高管薪酬决策具有参照点效应,这种薪酬设定过程中存在的参照点效应因薪酬委员会的存在而被放大。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第八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征文

作为治理改革的先行者,我国的公司治理正经历着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变革过程,并沿着从治理结构到治理机制再到治理有效性的路径逐步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在治理改革持续深入之际,互联网时代也悄然来临,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氛围。在国内"新常态"和国际新环境下,进一步借鉴国际公司治理的前沿理论与实践,在全球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公司治理体系     

股票卖空压力能否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基于中国融资融券的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检验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所施加的股票卖空压力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自然实验框架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允许卖空的上市公司,其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不能卖空的上市公司相比显著降低;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股票卖空压力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来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本文实证结果说明股票卖空对高管在职消费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治理机制。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多业绩指标竞争与事前谈判: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新视角

在中国高管薪酬合约中,多个业绩指标之间怎样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否会使得薪酬合约谈判前置?中国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通常会披露次年的收入目标,利用2001~2012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差分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是复杂而动态的。复杂性体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利润始终决定着高管薪酬的变化;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达标是利润指标使用的"门槛"(条件函数)——收入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高度相关,收入未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的相关性显著降低。动态性体现在高管薪酬可能不仅是事后的结果,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通过事前谈判来减轻收入考核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理解,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条件效率"特征,并将高管薪酬合约的研究从事后拓展到事前。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多元化战略、高管持股分布设计与公司治理

多元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高管持股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其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企业战略收益的实现,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高管持股利益趋同效应对多元化战略成功实施的积极意义以及公司治理强弱对高管持股效应的影响.对沪深两市2005年67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高管持股激励强度能有效改善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效果,但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差异影响利益趋同效应的发挥.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御效应.企业应该从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和公司治理等多个维度同步建设入手,为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实施创造条件.     

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从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两个方面考察机构投资者整体以及包括基金、券商、QFII、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差异性,基于2005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874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影响,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有效地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同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只有基金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表现出显著影响,而QFII、券商、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影响或影响不显著。     

女高管如何搞定“男人帮”? 既要做好向上管理,也要做好向下管理

中国女性高管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调查表明,70%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管都有女性身影。在中国的女性高管中,担任CEO一职的比例高达19%,远高于全球8%的平均水平,排名全球第二;女企业家约占全国企业家总数的20%。     

不可承受之重:公司高管婚变的经济后果研究

近年来,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高管婚变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事件。本文以截至2014年底发生高管婚变的1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高管婚变对公司治理、股票价格表现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婚变直接降低了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改变了股东的排位顺序,进而影响离婚高管在公司的地位、任职,引起公司董事会变动,并可能造成大客户的流失。(2)市场对高管婚变的短期反应偏负面;在离婚为市场所知后第1天,平均非正常收益率为-0.75%,随后坏消息逐渐被市场消化。(3)高管婚变对公司绩效有着深刻的影响,高管离婚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股票估值水平下降、股票波动加剧、资本支出减少、负债水平降低。(4)高管婚变的经济后果因高管特征以及离婚交易安排而异。女性高管离婚以及股份均分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高;正职高管离婚和第1大股东离婚的经济后果更严重;而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可以部分地降低高管婚变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分析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近年来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迹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出发,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职业经历异质性角度实证考察了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民营企业与管理层持股水平较高的情境下更为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实体企业良性发展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