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概念剖析

把握“政治”的概念是理解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的关键。阿伦特对政治与支配、政治与社会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真正经验的理解。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行就重大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活动,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一己真性,另一方面在于和他人进行交往沟通。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中包含了她对政治主体、政治行动、政治议题的明确而独特的界定。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论的建构——兼谈公民权利的一个维度

哈贝马斯批评传统民主,致力于寻求第三种民主模式--话语政治民主.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旗手,他延续了对当前的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创建以个人的交往行动作为根基.把人看作是交互主体,并以此为基础的话语政治观.话语政治观以比过去的政治理论更尊重个人话语权而有别于其他的政治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对社会渐进的修正的可能性,否定了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以及对个人的意见的重视,并把这些个人意见汇集为普遍的公众意见,从而建构合理的话语政治社会.     

西方权力规约思想的逻辑演进——以哈贝马斯交往权力为视点

学界普遍认为,要杜绝政治权力劣根性,防止权力腐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权力进行有效规约,由此主要提出了来自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两个不同视角的权力规约方案.针对各种不同权力规约方案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哈贝马斯从协商交往的视角出发,认为政治权力存在政治系统与公民社会两个中心,由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组成,政治权力源自公民社会中公民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而行政权力是由交往权力通过法律媒介转化而来,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始终在场的交往权力来实现.     

略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已不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了,但它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因而有必要进行重建,而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正代表了这种重建.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主要是讨论"劳动"和"交往行为"的,并且他把"劳动"与"交往行为"的矛盾,视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合理化了,而交往行为却有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来一个颠倒,即使劳动不合理化,交往行为合理化,只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显然,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的问题出在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为了从哲学上论证他创立的交往行为理论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重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由历史范式预设为社会范式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由劳动范式置换为交往范式 ,把社会发展的动力由生产范式重释为学习范式 ,把社会形态的演进由单线范式更定为多元范式 ,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由经济范式转读为政治范式。尽管在他的“重建”话语中存在着走向人本主义主体辩证法的社会意识决定论的倾向 ,但他通过对社会维度和主体向度的张扬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对话的理论意向 ,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

"媒介化"作为社会演化的"元过程",是影响社会系统和人类生活变革重要的持续性力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全面进入深度媒介化阶段,数字媒介因此重新定义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形成新的"云交往"实践.场景作为社会交往的决定性构成,其数字化重构是现代社会交往形态变化的重要表征."云交往"中场景的分享与共在、流动与固化、私密与开放、公正与歧视等内在矛盾,也为数字环境中的交往实践制造了诸多伦理难题.     

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及其中国意义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理论推进到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交往行动理论中以主体间关系建构的匿名的言说者和听者变身为话语民主理论中的特殊主体——公民.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强调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主体间的关系与主体的交往资质确证公民身份.在中国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同步生成的背景下,以法治为媒介,通过良性的社会组织这类社会中坚力量营建的交往视域不断强化主体的“公共性”,可以成为中国民众确证公民身份的基本进路.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劳动动物"还是"政治动物":阿伦特对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

大众社会及其后果之一的极权主义,构成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背景和政治批判的出发点.劳动批判是阿伦特大众社会批判的独特视角.在阿伦特看来,正是摩登时代"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性地位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及其政治病变."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导致了公共世界的解体、时自由构成威胁、产生了孤独的大众并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提供了土壤.作为大众社会的产物,群众和暴民成为极权主义者的暴虐工具.通过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阿伦特努力寻求恢复政治行动及其公共领域的原初意义.     

"公域交往"与"私域交往"论

市场经济不仅导致了公域交往与私域交往的出现 ,而且造成了公域交往与私域交往的均衡性分化。如果说 ,前市场经济社会的人类交往还是“公私不分”的失衡发展的话 ,那么 ,市场经济社会的公域交往与私域交往则是“公私分化”对称展开的。这种社会交往的结构转型 ,是同生产与交往间的关系根本相关的 ,未来的人类交往将表现为这二者高度统一的无公无私的形态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深入探讨交往的哲学意蕴,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构建以交往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观,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新理念、新思维.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     

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与公共政策合理性——以浙江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为。民营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展开的政治行为,在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更能发挥积极作用。要构建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必须不断拓展公共交往空间、提升公共组织层次、强化公共媒体功能。在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实现民营企业家组织同其他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和不同主体间的建设性交往,更有利于形成公共舆论、凝结公共理念、聚合公共利益,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论"审美革命"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提出了用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来代替法国大革命式暴力革命的想法,被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朗西埃称为"审美革命".在朗西埃看来,审美革命能更好地改造社会,以达到社会的平等.审美革命是一种超越了政治革命的人性的革命,是以"自由游戏"来消弭利益和权力的政治革命的革命.实质上,审美革命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但是,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完成以后,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审美革命就可以大展宏图,改造人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达到人民的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继而建设人类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中共三代领导人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从交往的视角来观照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人类的一种交往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从交往视角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不仅为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研究交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进而研究二者的关系,从而构建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指导,同时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蓬莱阕下长相忆——唐代诗人与天台道士的交往

天台山道教在唐代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许多诗人与天台道士进行过直接交往,从有关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深厚情谊,从而为唐诗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试析"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关系就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的总和.那么,这个总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权力,是指各种各样的权力.权力是社会关系的实质和核心.     

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意蕴

交往活动与生活世界的相互阐释,构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三重意蕴:生活世界不仅以文化、社会和个性为内在结构,而且还构成了交往行动的背景和相互理解的信息库。同时,生活世界不仅具有内在结构的功能,而且还有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相联的外在功能。然而,在生活世界的普遍语用学根基、具体化内容及理想性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禁留地"初探

清顺治年间,为封禁鄂尔多斯各部和蒙汉两族人民的交往,清廷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一块东西长二千多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留地"."禁留地"既不许汉人耕种,也不许蒙古人游牧.康熙朝中叶,随着社会的发展,"禁留地"被开垦种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