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生命在于适度

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必须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真能变假,善能变恶,美能变丑,长寿能变成短命,真理超过一分就是谬误。 养生健身也是恰到好处为度。东晋著名的医学家葛洪说:“体欲常劳,劳勿过极;食欲常少,少勿至饥。”过了和不及都是无度的表现。起居无常,劳逸不均,动过度、食过饱、酒过量、利过贪、玩过分、欲过纵、笑过狂、气过怒、     

《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与政治心理研究

在《韩非子》与先秦时期儒、墨、道及其他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君臣关系中"君"的定位有着相对明确的论述。以"君"对"法、术、势"的应用,可透过君反观臣。《韩非子》中赋予"臣"的角色定位,即"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由于"臣"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而"臣"在担任不同角色时又会分别运用"法、术、势"中的一项来处理自己处在各个角色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因此,透过《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也可进一步探究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与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     

中医长寿养生法

中医认为,长寿的关键在于养生,其养生之道可归纳为以下4点。1、起居有常,动静适宜药王孙思邈提出“养生之道,常于小劳”、“体欲常劳,劳勿过极”、“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说明要劳逸结合,动静适宜,也就是平时应     

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

本文对忠君观念是从孝中分离或延伸出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孝既不能协调君臣关系,也没有包含臣对君的忠.忠君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其思想渊源就是西周的臣德"敬",其母体则是春秋的公共道德"忠".春秋时期调整、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是"君明臣忠".君明臣忠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君臣政治关系的明确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忠"君之德的产生与宗法制度和孝德无关.     

古汉语动词的为动用法

古汉语动词用法,除使动和意动外,还有为动用法。所谓为动就是说动词和宾语之间是一种目的关系。如“臣死君,君死社稷”,意思是臣为君死,君为社稷死。“死”和“君”“社稷”之间是目的关系,这种宾语是目的宾语。古汉语的这种为动用法,汉唐以来的注疏家们都明确地认识到,只是他们那时还没有语法学,不能从语法角度去解释,但他们在注解语句时,都能恰当地用目的介词“为”或目的连词“以”什么的,把为动这一层关系解释清楚。(例见下文)今天我们如果再从语法上讲清道理,这就可以使我们在阅读古文,翻译白话的时候,能从语法上有意识地运用与目的关系有关的恰当语词去解释。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     

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这些写给他的父母、夫人、兄弟、儿子等人的家书，涉及了修身、教子、持家、处世、为政、治军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养生，也是曾国藩颇加详论的。曾国藩的养生思想，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前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经验的积累。     

权威平衡：“臣”之显贵

主要从语言和历史的角度讨论"臣"字的流变.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臣"这个基本字形曾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复合字形."臣"的本义主要和视觉、观察有关,它的引申义则包括坚固、侧面等等.例如,"臣"字有可能是"真"、"肾"的声旁和"卧"的形旁.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国时代的文本中"臣"这一职业的演变.<论语>中的"臣"是尽职尽责的君子,<孟子>里"臣"几乎和"君"地位相当;<荀子>里的"臣"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对君主的效忠;<韩非子>里的"臣"则严格服从于君主.     

帝王臣子之风解读为人处世之道

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微妙的交流往来,往往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显露出为人处世的哲理。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五常”思想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正>一、"五常"思想与当今时代"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五常",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相提并论。"纲"有根本、关键、统领之意,"三纲"即社会交往中三条基本的原则。"常"有不变、恒久、常规之意,"五常"即待人律己中五项基本的规范。     

中国古代“变”“常”思想探索

我国古代“变”“常”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哲学范畴渊源与演变过程,充分地反映了古代哲学家们的继承关系。从先秦到近代,这些哲学家们一直围绕着这一课题展开争论,时断时续,从未停止过。关于“变”、“常”范畴的含义:我认为古代哲学家们讲的所谓“变”,即是指动,亦即是指变化、运动的意思。它主要是指时间的变化和物体在空间上的位移。其实“变”与“动”是相通的,当然也有“动”的含义。所谓“常”,即是不变的意思,也是静     

贞观初年唐太宗宫禁防卫体系构建与道德重建--以唐太宗颁布的惩处隋末叛臣的三道诏书为例

唐太宗即位以后,围绕隋末"江都兵变",先后于贞观二年六月、七月和贞观七年正颁布了三道诏书,大肆渲染对弑杀隋炀帝的谋逆之臣的惩处,并宣扬"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名分论调.本文指出上述三道诏书的颁布对保证唐太宗布置的宫禁防卫体系的有效性,遏制当时的各种叛乱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亦体现了唐太宗试图加强传统伦理道德重建、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的意图.     

“巨人”当为“臣人”——《后汉书》校勘一误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在说到赤眉起义军的领导机构时,有这样一段话:“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史),泛相称曰臣(巨)人。”中华书局标点本依《后汉书刊误》将“卒吏”改为“卒史”,又据《汉书·王莽传》将“臣人”改为“巨人”,前者改对了,后者却反将对的改错了。《后汉书集解》引刘攽曰:“案三老、从事、卒史,皆是汉小吏名,或乡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为称呼,故有此号。后人不晓,误以史为吏。卒吏绝无义理,当改为卒史”。可见“卒吏”为“卒史”之误。“臣”字,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赤眉起义军,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劳动者,起义军的领导也不会有什么尊贵的称号,因此,“臣人”应当是封建制度下下层劳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辨伪

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中,收有一篇《奏弹王安石表》,全文如下: 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台上疏: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及公亮等各务依违,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窃以《易》喻履霜,示为君制臣之术;《书》戒作福,明凶国害家之常。《易》、《书》之义,其知几乎!君子见几,不俟终日,是以自古君无过失而臣不好欺,盖知其几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四方翘企以望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拜官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按其游说的动机目的,大体上可分为志于道、志于功、志于利和志于义四种类型。除道不同宁隐不仕和志于义不屑为官者外,游说拜官以寻求面君的机会为前提,以忠言嘉谋为关键;同时,还需游说者细心揣摩君主的心理,擅辞令、逞辩说,娴熟地运用游说的方法和技巧。游说拜官既是臣择君,也是君择臣的双向选择行为。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