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丘濬民族思想蠡测——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丘濬为明代鸿儒之一,乃理学之名臣。《大学衍义补》为其毕生著述中最倾心之作。“内夏外夷”与“防夷乱夏”构成了丘濬“夷夏之辨”的限阈格局与核心观点。其民族治理政策突出表现为以“民族自治”为主的德化慎远之策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朝贡体系建构。“和守兼备”“安危并济”式的“御夷”原则加之“屯戍息民”与“攻伐七策论”共同形成丘濬对待“四夷”民族的安边之法。丘濬的民族思想具有“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隐士王符的治边思想初探

东汉时期,羌族已发展成为西北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逐渐衰落,羌人逐渐取代匈奴成为东汉王朝最具威胁的＂边患＂。东汉中后期＂,羌患＂问题更加严重。面对＂羌患＂,一些当权者采取内迁弃边的政策。身处边境的王符目睹＂羌患＂惨状,深知内迁弃边对人们和国家的危害,站在民族和国家利益上,坚决反对内迁弃边政策,主张救边、实边和保边。     

中国明代天道外交的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夷夏秩序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辐射型关系,附属国要履行朝贡礼节;战和关系经常受到礼数和边境问题的影响;天道外交中重义而轻利。与西方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可为近现代人道外交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丝绸之路视野下汉唐官服之革带探微

革带作为汉唐官员礼服中实用性与礼仪性兼具的重要配饰,虽然制出商周,但其具体构成的带钩、带身以及不断礼节化的过程,均伴随着丝绸之路连通的胡汉对抗、交融发展变化。这种状况的产生既与汉唐时期汉人夷夏观的变化有着较大关系,更是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具体展现。     

于越文化形成原因探析--驳越文化乃"外来文化"说

本文通过从于越地区本身文明的发展进程完全具有连续性,于越民族的语言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特色,于越地区是有独特的经济生活习俗、精神境界、文明典制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于越民族文化的来源及其构成,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经过早期劳动创造起来的,而不是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先秦时期青海地区古羌畜牧业考略

本文用文献与考古资料互为补充,逐一考述了先秦时期青海地区的古羌人在其经济生产中已经驯化了藏系绵羊、牦牛、犏牛、藏獒,从而证实古羌部落创造了完整体系的青藏高原畜牧业文明,是青藏地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奠定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基础。     

牧誓“如豺如离”解

<正> 童书业先生曾论周人出自氐族,且谓其族姓姬即支,亦即氐。说固难从,因为周人自承“我有夏”,又谓“我周出白天鼋”,显与水族图腾的夏族同宗,而非牛图腾的神农氏羌人一系。但周人与羌人(非战国以后形成的西羌)有血缘关系(如姜操文王祖母太姜,康王之母王姜,便都是羌女),而且在文化上颇受羌人影响,则为事实。如羌人有用牛马之奶洗足的习俗,《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远行后亦多次用“牛马之湩”洗足(湩,读如动,即《左传楚人谓所“豆榖”豆榖急读如滢。湩即乳),即为一例。这儿再说一个语言方面的例子。武王伐纣,将战于牧野,发布之动员令即誓师词曰《牧誓》。《牧誓》命令战士们勇猛进攻,曰: “如虎如鼹,如豺如离”。虎、鼹(熊)、豺(野狗)都好解释,离之为     

羌藏关系新论

羌藏关系问题是藏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话题,长期以来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总括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即一种观点主张羌藏同源而异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羌藏自古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本文在梳理汉、藏史料和汉、藏、羌等民族的古史传说的基础上,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羌藏关系诸说中,羌藏同源异流说是历史真实。     

论中国近代的自强精神

中国近代的自强精神源于古代但又不尽同于古代,它不仅是伦理道德观念,更主要是政治观念,所谋求的乃是国家、民族之强.中国近代的民族自强是通过"师夷"的手段和社会变革的途径来实现的,又是同民族精神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魏源及其思想特征评述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其改革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根基。进化的历史观、实践第一的改革观、富民的经济观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构成了其鲜明的改革家的思想特征。     

论文明与文化

对于文明的含义,古今中外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目前,中国学者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积极成果说、进步程度说和价值体系说;西方学者也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进步状态说、要素构成说和文明文化一体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因此,概而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文明与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二者的联系表现在:(1)文化与文明的创造主体都是人;(2)文化与文明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词源含义、产生的时间、所蕴涵的内容和传播的途径、方式均不同。     

罗马早期文明的特点

文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人类所创成就的总和。人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改变着文明的主体———人类自身,推动着人类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演进。每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的过程中,次序不一,时间不定,有共性,但确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世界上各主要文明进行具体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文明本身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判断文明的特性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本文拟从共和政体、公民划等和成文立法等三个方面对罗马早期文明的特征作一剖析,以求教于学者同仁。一政治体制显然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     

“周人尊夏”辨析

《尚书》周诰中,每有以“区夏”、 “有夏”。自称之例①,旧解皆作“有诸夏”、“有华夏”。近代学者始生异说,有人据此推断周人亦是夏民族或夏人后裔②。这种推断的主要依据,首先就是上举《尚书》中周人以“有夏”自称,其次即是夏、周同为西方部族的历史传说。有的学者虽反对此说,但也得出“夏史传说之由周人展转演变造成”的结论③。这都是在近代疑古的风气中生出的倡说,是后久不见有人复提。近来有人不仅旧事重提,且正式归纳为“周人尊夏”的史案,并进行详细的考辨论证,冀此使史案得到最后的解决④。其中固不乏新解,但读过之后使人有这样…     

中国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国家——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起

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民族实体,"鸦片战争"后人们在接受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经历了一个变化且不断调整的过程。学界对于如何系统理解和分析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史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也提出了认识和理解的理论框架。其中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的有力工具和钥匙,也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爆恐事件,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关系则再度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从费孝通之认识开始探讨,结合文化生态学及中国文化大小传统来重新梳理、思考当下中国民族及其民族内部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     

老子哲学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渊源关系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研究<老子>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分析"道法自然"与生态系统平衡发展、"万物自化"与社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知常日明"与生态系统各组分适度增长、"知足不辱"与生态系统持续发展、"去奢崇俭"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传承关系,探索在西部退耕区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源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文化内驱力,提升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自觉性,巩固发展退耕还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