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

<正>"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很早就开始探索朴素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进程,提出了"善治者治吏、不善治者治民"的思想,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官之法,其中,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提高行政效率、整肃官僚队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廉政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刊从今年起开设专栏,请焦利教授讲述我国古代治吏的故事。     

探问中国“官邸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探索实行官邸制"之后,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过去我们经常在电视和广播中看到、听到的西方国家元首或领导人的"官邸"一词,一下子成了我们身边的"热门词",而"官邸制度"随着改革的脚步也是渐行渐近,即将进入中国政府官员的起居生活。那么,"官邸"到底是指什么?哪些人可以有自己的官邸?在三中全会《决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蓝图"中,为什么     

唐宋史辨疑三题

李锦秀《唐代财政史稿》中认为唐前期基层赋税征收的具体执行人是里正,被称呼为"五里官",但"五里官"不是"五里一乡"的乡官,然在论据的使用上与结论有所矛盾,据其论据及有关史料再梳理,"五里官"更可能指一乡五个里正中行使乡官职权的一里正;宋史史料中的"选人"解读应联系上下文,因其不再仅指"候补、候选官员",它是幕职州县官员这一文官群体的另一称呼;唐宋两个王朝的仕途升迁捷径中县级官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唐是县尉,宋是县丞,这反映出唐宋不同的政治意识——唐重官员的实践能力,宋重官员间的权力制衡。     

解密日本外务省人事的“中国间谍”

正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的一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他们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被批为施行对华"朝贡外交"。就在不久前,日本内阁决定任命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为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则将转任日本驻法国大使。5月中旬,横井裕与木寺进行交接。这是时隔6年,日本官邸首次从外务省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也称中国帮)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

2012年12月执政以来的安倍内阁,其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官房长官为核心展开政策磋商,信赖官僚并善于发挥其作用,执政党追随政府决策,朝野政党的政策主张相互交错。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     

虚静为美 琴德最优

正古琴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关系之密切,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乐器可以代替。"士无故不撤琴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琴艺逐渐成为"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必修功课。古琴,在古代只称"琴"(近现代引入西方乐器后才被叫做"古琴"以区别),又常作瑶琴、玉琴、七弦琴,     

清代“官科技”体系中的高层群体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有一个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官科技"群体。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包括:皇帝、中央高官、地方封疆大臣和高级宗教人士等。清代皇帝中的开国之君、"旷世圣祖"、平庸与救亡之主等,出于不同的动机和个人兴趣,关心、组织官方的科技活动;一些中央高官和封疆大臣是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主体,他们包括官方工业管理者、学士儒官、治河理槽者、承担临时性特殊科技任务者、其他职业相关者和个人爱好者等,他们基于职务需要、忠君爱国思想和个人兴趣等方面的需要,从事一些科学技术活动,是推动清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清代宗教组织由于被纳入国家体制,其中少量宗教领导者因从事一定的科技活动而成为清代"官科技"高层群体的成员。清代高层"官科技"群体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群体的一些重要特征,对它的研究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意义。     

漫话“网落官”现象

<正>在"网落官"落马的阵阵喝彩声中,我们必须保持一份警醒,那就是不能拔高网络反腐个案的意义,不能因为互联网揭露出了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就将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有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网落官"。从"下跪"的副市长李信,到"香艳"日记局长韩峰;从微博直播开房的谢志强,到事故现场微笑的杨达才;从掉入桃色陷阱的雷政富,到被跟踪     

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

宋代，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均有大批从事具体行政工作的胥吏，其中，中央百司与地方监司、州郡一级的吏人可出职入流，跻身于低级官员的行列。南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卷三中说：“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之‘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北宋初年，诸事草创，胥吏出职亦无定制；直到真宗朝，才对胥吏的出职年限、出职授官和授官勒留等作了初步规定。［１］本文着重探讨宋代胥吏出职方式以及授官、差遣等问题     

封建主义还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官治"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

文章第一部分在分析封建主义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对官治社会四个方面的特征作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则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建立“官邸制”:领导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大势 专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

<正>我国著名行政体制改革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对实行官邸制度很早就有研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他的研究团队就对实行中国的官邸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目前已经成文的研究报告提交给中央有关部门并将正式发布。本刊编辑部第一时间采访了汪玉凯教授,就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的背景和相关问题进行了访谈。     

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

本文论述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化的过程及其内容。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官员考核制度成熟的标志。由于明代封建专制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制度的推行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加之明代后期政风腐败以及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病,使罢黜不职官吏的制度反而成为滋长贪污腐败和党同伐异的工具,最后趋于瓦解。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内容,于今日仍有很多可惜鉴之处。     

宠辱不惊与宦海沉浮

偶读唐代刘肃著《大唐新语》中的一则故事，对于古代考核政府官员一事总算开了一点眼界。话说卢承庆在唐高家总章初年任交部尚书。主持例行的官员政绩考核。有一官员押运港粮时逢中遭遇狂风，船队损失严重。卢公考评日：“监运损粮，考中下”。运粮官神态自若，从容退下，并无半句辩解开脱之词。卢公见其气度温雅，顿生敬意，于是重召回，改为：“监运损粮，非力所及，考中中”。然而该运粮官既无喜色，亦无拜谢之意。卢公更为饮服，又改为：“监运损粮，非力所及，宠辱不惊，考中上”。卢承庆慧眼识才，二次给运粮官改写考核鉴定，时为世人…     

孔子法思想刍议

从国家制度上讲,礼是权力与权力之间正式规范,只对官员有约束力,官员通过身教来引导民间的人伦关系秩序;刑才是对民间的强制性规范.礼对官员的制约是主要的,刑对民众的强制是其次的.孔子并没有主张权力介入民间伦理的极权主义思想,相反主张为民众留下"宽"的自主空间.但礼制对官员的制约力在实践中流于主观化,因而礼会形同虚设,权力关系必然陷于紊乱,导致政治乱局.孔子讲的"无讼",是治理的结果,而不是治理的手段或工具;不是要人不打官司,而是希望社会少产生一些冲突.一个客观化运作的礼制(权力关系规范)是法律灵验运作的前提.做为"良官宗教"的孔学,其现代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首要的工作是正本清源,还孔学以本来面目.     

逸闻趣事话“国考”

<正>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为"国考"。在古代,"国考"叫科举,秦汉魏晋时尚无科举制度,到两汉称为"察举"。古装喜剧《刁蛮娇妻苏小妹》演绎的正是宋代读书人对科举的种种态度,诸多清宫戏也对清代科举之细节做了详细介绍。传统戏剧《孔雀东南飞》中的那位庐江小吏焦仲卿,则是汉代察举制的受益者。又到一年"国考"时,笔者结合戏里戏外的故事,说一说古代"国考"的逸闻趣事,或能对醉心于"国考"的学子们有所裨益。     

佛寺与家庙:滇西土官仪式的重构

明代中央王朝以违背伦理与礼仪原则为由废除西南土官。正统年间,革除鹤庆土官,改派流官。官员将佛寺改建为庙学,打击活佛信仰,士人也莫不以毁淫祀、诫僭越之名倡议正统祀典。此时,邻近土官开始谨慎处理身份与仪式的政治问题,并在经学传统中寻找身份、仪式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云南丽江府与蒙化府的两位土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他们如何以古代诸侯的身份,致力于建置相应的仪式和祠宇,如：（1）修建家寺、宦祠乃至勋祠与报功祠等;（2）将神话转为符合仪式正统的山川祭祀,成为土官领地的守护神;（3）建立宦谱,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将氏族神话、传说系谱纳入正统历史叙事,并强化边境土官世系的优越性。通过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土官的一系列作为,本文探究了土官在维护地方声望与地方利益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宋代科场管理研究

宋代科举进入完善阶段,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录取人数大大超过唐代一榜几十人的规模,一跃而为一榜录取数百人至有上千人的规模。宋代科举取士,成了选拔宋代官员的主渠道。由于科举利害至大,竞争的激烈,随之而来,科举弊病丛生,试官与登科人结成"座主"、"门生",拉帮结派;试官与考生相勾结作弊。考场考生作弊更是五花八门。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公平性,宋代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科场管理制度。如禁止及第举人称呼知举官、试官"座主"、"恩门";实行知举官、试官锁院制;试卷实行糊名制、誊录制;禁止考试官、监官收受举子财物,或主动向举子索贿;禁止举人挟书、传条子、口授、请人代笔等舞弊行为;设别头试,以回避考试官亲嫌,等等。强有力地遏制了科举考试中的腐败行为。其中一些管理制度,如试官锁院制,试卷实行糊名制、誊录制,禁止考试官与亲嫌回避制等等,为明、清所继承,并对当代考试制度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