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行政等领域的改革使首相官邸成为决策过程的中心,其制度性背景是自民党总裁拥有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公认权和政治资金的分配权、行政官僚权限弱化使首相权限增强、小选区制度造成的在野党弱化等.其中也有政治家个人的因素,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模式最具典型性.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

日本政党和官僚是日本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是日本政官关系的争论焦点,贯穿战后日本政官关系改革的历史过程。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时期政官关系改革的方向、特点及其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坚持"政治主导"的原则和方向,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会加强与官僚的合作,发挥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僚的特权地位,这使得政官二者协调统一于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

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规模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降低。同时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社会,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他们是安倍政府的支持群体。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强化了首相以及首相官邸的权力,特别是内阁人事局的设立,进一步使行政机构高级官僚受制于官邸。诸多"安倍经济学"基础上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以及在野党的弱化,也是安倍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简讯

日本举办"昭和动荡时期议会政治特别展"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今年2月27日至3月18日,东京的宪政纪念馆举办了"昭和动荡时期议会政治特别展".这个展览会首次公开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50年前的2.26事件中,由当时的戒严司令部对占据首相官邸等处的青年军官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进行监听所作的6册绝密记录.这些绝密资料包括率部袭击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官邸的第一师团步兵第三联队的安藤辉三大     

面孔

正安倍晋三日首相欢迎英国"脱欧"后加入TPP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表示,日本欢迎英国在"脱欧"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安倍在其位于东京的官邸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后将失去欧洲门户地位,但仍然是"具备全球实力"的国家。他同时敦促英国和欧盟双方作出让步,避免出现无协议"脱欧"的局面。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2006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组建起新的联合政府,开始了战后出生的政治家领导日本的新时代。政治属性上以战略派为主要特征的安倍政权产生,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脱离战后”意义上的政治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两次"尼克松冲击"不仅为日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使中日关系正常化产生了必要性。田中角荣首相在没有获得中方在日美安全条约、台湾、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具体意向之前,难以下决心进行日中之间有关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作为实业家出身的政治家,田中尤其重视经济方面的利益,甚至比中国政府更注重"政治解决"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虽然田中将日中邦交正常化课题的政策制定委托给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及外务省少数精英官僚,但始终起到主导性作用。日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具有鲜明的首相决断型和利益驱动性特征及理念。     

面孔

正安倍晋三选年度汉字愿2019年是美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在官邸的记者会上选择"转"字作为代表2018年一年的汉字。安倍表示:"能否使未来好转取决于我们自身。日本将在2019年迎来重大的转折点,希望使之成为美好的一年。"关于具体内容,安倍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的共识,称"感到是日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的一年"。此外,2018年6月美朝首脑会谈作为理由也被提及。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

日本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行政制度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多项分进式制度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转型,即由一党单独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弱势首相、官僚主导体制向多党联合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强势首相、政治主导体制转型。制度改革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转型危机。     

论战后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 ,由于官僚主导和美国主导等因素的影响 ,政党的作用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 ,日本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增大 ,形成了“政党主导”和“政官协同”两种决策参与模式 ,但在如何有效规范政官关系方面仍面临许多问题。     

过程构建与关系利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

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是在其主导、设计和构建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孕育的,其决策权力是以关系本位为基础、利用过程中国家间关系"孕化"的。"过程构建"和"关系利用"的互动耦合及其演进,形塑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过程构建"孕育了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反过来"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又塑造了过程本身,且呈现从"蛰伏的目标"到"公开的决策"的延展图式。从国际层面而言,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主要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等主要网络平台中孕化的。当然,在国际关系网络平台中孕化出的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并非是刚性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具有柔性的"软权力"。可见,关系就是孕化权力的平台,没有关系便没有权力。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行为,不仅折射出其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的行为偏好,而且也是其决策本质与政治哲学的外化表达。     

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新变化--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案例分析

冷战后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上是冷战格局解体;国内是日本正位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经济上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时期;政治上是以自民、社会两大保守、革新政党对立为根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政坛处于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这些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的以精英主导为特征的决策模式已不再能够解释冷战后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1995年日本朝野围绕着对中国核试验是否进行制裁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制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决策过程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本文试图…     

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

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其间,自民党先后两次在下野后又上台执政,并最终确立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此种演变脉络的形成存有内在逻辑:在"变动"的时代环境里,以社会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由于执政失败而走向党势衰落;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运作特点加剧了大党之间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积有力地支撑了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的构建;加之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些均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等领域,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试论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可以全面阐述中江兆民的日本国际政治发展战略。中江兆民在中期仍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与前期相比,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较为系统,其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     

关于“司马史观”的探讨

编者按 :司马辽太郎的名字广为国人所知 ,也许是开始于他那引出李登辉说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对谈”发表之时。然而 ,在日本国内 ,司马作为连年获取文学大奖的“国民作家”,早已成为诸多日本人的“精神领袖”。他的许多论述 ,不仅普通日本人耳熟能详 ,就是政界首脑也常常在其讲演或著述中引章摘句。2 0世纪 80年代创下长期执政新记录的“强腕首相”,至今仍在日本政坛具有颇大影响力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在其 1 978年发表的政见宣言书——《新保守理论》中 ,就把司马写的《坡上云》作为其书中第一章及其下含小节的标题。到了 90年代 ,…     

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

近年来 ,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国际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以及各自国内条件的变化 ,表现为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 ,特别是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各界则对此抵制不力。在这一时期 ,中方的“政经分离”与日方的“政经挂钩”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前“政冷经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走出“政冷”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