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仪礼》及其特征

《仪礼》一书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这一百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写的。汉官学初立"五经"博士,三《礼》之《仪礼》占其一也。《仪礼》是三代以来礼之本经吗?《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皮锡瑞曰,三《礼》所载,皆周礼也。显然,《仪礼》不是三代相传固有的礼。《仪礼·聘礼》与《论语·乡党》文义有合,但礼意根本不同;《仪礼》与《诗经》《尚书》《易经》之"礼"亦无"公约数"。《仪礼》有自己之特征,《仪礼》所记乃鲁国地方性风俗习惯,其17篇多是鲁士大夫们生活情趣的写照。     

孔子礼学辨(续)——孔孟学说基本倾向探讨之二

孔子礼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有人认为孔子办学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鲁国当政者的支持,而鲁国当政者之所以支持是怕在外交礼仪上出洋相,因此派人向孔子学礼。这里我想转引《孔子评传》中的一段引文: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     

个体与社会:孔子重“礼”原因双维度

孔子重"礼",对周礼的迷恋近乎痴狂,但他对周礼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充实,一方面扩大了"礼"的社会基础,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限制;另一方面提升了"礼"的内涵,将"礼"与"仁"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了"礼"以"仁"的灵魂.基于对"礼"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研探出孔子重"礼"的原因:一是孔子认为"礼"为个体趋"仁"的必然途径和桥梁;另一是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工具.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百善孝为先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他还有一个相当高的官位。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坐在樊迟的车上,告樊迟说:“孟孙(孟懿子的号)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     

读儒家经典 悟师德修养之道

儒家经典是儒家先哲的智慧结晶,儒家思想主要告诉我们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道理。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本文就是从仁、义、礼三方面谈谈如何加强师德修养,提高育人能力的问题。一、学习"仁",做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二、学习"义",让师德与智慧同行;三、学习"礼",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综述

"礼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进行考察与梳理,将有益于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现状的考察与梳理,发现礼法关系研究成为当前荀子"礼论"研究中的"显学",并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研究特点:一方面,荀子"礼论"研究进入一个回顾、总结的阶段;另一方面,探讨荀子"礼论"现代价值的文献大量出现。而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尚未突破传统,缺乏问题意识。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疏解及其性质和意义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是一篇关于楚灵王与其大臣对话的小短文,简文中的"申公"是《左传》中的"陈公","至"读作"致"训作"献出"或"交还、归还";简文中的楚灵王是一位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贤君",而与之对话的陈公则是一位善于辞令的大臣。楚庄王时期申叔时论述为太子所选的教材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和"故志"等。《申公臣灵王》与《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所说的"世"类、"语"类都十分相近。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理想的工作模式

《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一旦鲁国人在列国沦为奴隶,如果有人出钱把这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凭"收据"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补偿金"。这条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子贡是孔子门下最有钱的弟子之一,也是一位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读解春秋早期的齐鲁两国关系

以先秦史文献为基础,对春秋早期齐鲁两国间的博弈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齐国能够称霸和之所以没有吞并鲁国及各国臣服的内在与外在原因。分析认为:尽管齐鲁之间并没有拼出个你死我活的结局,但"主客"间已经易位,周王室宗主国鲁国的"王权"已经彻底让位给一个新兴大国齐国的"霸权",因此也就直接反映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柞伯簋铭文补释

柞伯簋铭文所记西周大射礼的规模及参礼职官的分工与礼书相合,但其所记射仪与礼书有较大差异。铭文中,南宮和师■父分别担任射礼中司射与司马的角色;多士为参与竞射的诸侯、卿士;小子、小臣仅为参与礼事的服务人员。王诰的对象是小子和小臣,"■"应读为"毖",释为"慎诫"。     

从周、克己与为仁 ——孔子礼学思想探析

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自己的礼治思想。孔子还进一步追问了"礼之本",对礼的根据和合理性做出了深入的考察。通过追问"礼之本",孔子提出了仁学思想,认为仁为礼之本,为礼寻找到新的内在精神。"从周"是孔子礼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孔子又强调了克己修身的功夫,把礼的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孔子"以仁释礼",建立了仁礼合一的思想体系,也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阐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体现了不同阶级身份之人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差别,使他们不平等地位合法地公开化。准确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须从亲亲和尊尊的角度出发,得出"礼下庶人,庶人有礼;刑上大夫,大夫用刑",以及礼与刑的等级性与阶级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抛弃等级观和阶级观,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说《论语》中的"义"

"仁"、"义"、"礼"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殷周"义"的内涵做了充实和发扬,贯通了"义"与"仁"、"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义"从属于"仁",是"仁"在作用层面上的体现;"义"是"礼"的目的和内容,"礼"是"义"的工具和形式,"义"落实凸现到现实操作层面就是"礼".     

荀子与张载之间:礼学的主要倾向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和张载都重视"礼",他们所讲的"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从"天人二分"的思路和对现实人性的关注出发,荀子认为礼出于"伪",是圣人的制作,是对人性之"恶"的对治,并注重礼从政治制度建设到社会规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侧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张载认为礼本于"理",是天道本然的体现,是对人性之"善"的成就,并注重礼从个体道德的修养到社群行为规范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具有侧重道德自我约束的较为浓厚的教化意味。荀子和张载对"礼"的理论认知与建设理路,对当今治国理政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析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

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它始于康氏皈依今文经学,以康著<春秋董氏学>将<礼运>"大同说"与<春秋>"公羊三世说"糅合为其成熟的标志.康氏黄金时期的礼学,对"礼"的社会本质进行了近代化学理阐释,纯粹了晚清今文经学"家法",并着力发掘了<礼记>中具有思辨性的专篇,在晚清今文礼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阶段性贡献;同时,康氏礼学继承了"以经术缘饰政治"的今文经学传统,"托古改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成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