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本文将中日关系现存的矛盾与问题按其在国家利益中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排序,即:视台湾、钓鱼群岛问题为“核心利益”,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视东海资源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为“中间利益”,认为该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视“历史问题”为“边缘利益”,主张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极为复杂,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日本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化。近日,日本防卫大学校五百旗头真校长倡导的日本外交课题应是“日美同盟与日中协商”以及中日美三国应建立“定期商议”机制的观点就颇引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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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日本研究》杂志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是一份具有广泛影响并深受读者欢迎的外国问题研究学术期刊。《日本研究》的办刊特色主要表现出五个突出:学术性、综合性、先导性、现时性、交流性。稿件的研究领域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历史、中日关系、社会问题,与日本相关的国际关系、区域合作等国际问题。欢迎投稿。一、本刊栏目开设的主要栏目有"日本经济""日本政治""日本历史""日本外交""中日关系""区域合作""日本文学与文化""海外日本研究""世界视域下的日本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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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学界简讯

中华日本学会召开“当前的中日关系 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 2003年7月28日,中华日本学会在京召开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刘德有会长主持会议,副会长蒋立峰、骆为龙、王效贤及在京学者约3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如何从国际大背景下观察和认识中日关系、如何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对日本进行定位等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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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4月2 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天津联合举办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大连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以及南开大学等1 7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37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围绕对中日关系的评价、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民族主义倾向、外交新思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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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现状出发,分析福田内阁的对华"协调外交"轨道及其国内外政治环境,认为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机遇期不但相对稳定,而且可能延续至"后福田政权".今后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给中日、中美关系及中日美三边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美日两国政府以及日台非官方名义下的防务合作,形成破坏台海稳定的潜在危机因素.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需要各国朝野的共同努力.     

“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学术研讨会举行

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及秩序变动的重大因素。2020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等国内专事日本研究的七家单位共同参与的"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学术研讨会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     

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

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形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中日关系改善扩大了两国战略转圜空间,缓解了三角严重失衡态势,也为中国外交强化多边视野提供了新契机,为深入认知"大国"与"周边"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变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赢得多边战略博弈创造了新机遇。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

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