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的新态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东亚合作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态势:中国的兴起使"机遇论"和"威胁论"同时上升,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美国重返东南亚,试图主导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日澳等国提出区域合作新构想;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更为明显,东亚合作政策将趋于内向保守。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重点(中美协调)"、"两个轴心(中日韩与东盟)"、"三个内环(10+1、10+3、10+6)"、"四个外围(APEC、ARF、SCO、ASEM)"的东亚合作战略构想。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其研究大都集中在与东盟密切联系的地区,例如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和"东盟+3"。通过加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从中国—东盟发展历程看,"中国+东盟"合作模式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诸多的契机和发展空间。     

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丹尼尔·克里曼“拥抱新的现实政治论”评述

自9·11事件后,日本新的防卫政策由过去的"规范取向"转为现在的"利益取向"。日本的精英与民众都倾向于用现实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安全,弱化制度性规范对日本防御态势的限制。可以说,日本的战略演变取决于以下四点变量:外部威胁、美国政策、国家领导、代际转换。而安全战略演变的衡量标准决定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关键所在。通过9·11事件、战略导弹防御合作以及伊拉克战后重建这三个案例能够说明,日本防卫政策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日益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性规范可能会妨碍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一旦完全陷入规范性的安全框架之中,一个国家的防卫政策将与战略现实背道而驰。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战略

自SARS、禽流感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中频频谈及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运作实施,将对各合作成员以及区域整体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以战略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创建一套科学、本土化的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关系的现状及趋势

美国提出并启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对地区局势尤其是南海问题产生深远影响。观察美国战略动向尤其是美越关系走向,对中国保障周边安全、发展与东盟关系以及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美越均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美国拓展对越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战略意味浓厚,有意将越南打造成抗衡中国的重要依托。两国更意图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制华。美方政策动向包括提升美越双边关系,邀请越南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加强军事互动以阻止中国对南海问题影响力增强等。然而,越南仍需顾及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质疑,在南海问题上低调借重美国,避免充当反华先锋。越南不会为美国战略而牺牲本国利益。     

美国“印太战略”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

本文重点回顾与评估"印太战略"2017—2020年来基本进展与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主要进展集中反映在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与伙伴关系三个支柱建设上,具体包括:美印战略与军事合作;美国各军种战略战术资源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的调整与部署,加强陆海空军力量在所谓"第一岛链"的部署;抗衡"一带一路"机制的构建;在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国展开的争取人心与民心的项目,推进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其军事指挥结构与冲突应对模式的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新秩序"的构建尤为突出,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和我国的海外利益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其未来发展存在多方面制约因素,包括美日印澳四国战略利益不同、缺乏东盟支持、财政资源不足、跨机构领导与协调缺失、私有化的经济体制不适应于参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     

广西与东盟警务培训中师资合作与交流初探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与东盟各国交往关系不断密切,出现了对跨境警务人才的需求和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凸显了警务培训师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之必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警务合作的框架下,对广西与东盟国家间警务培训之师资合作与交流的渠道、原则、内容和方法的探讨无疑对未来自贸区一体化构想的实现、对广西的发展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日本区域金融政策的“二元结构”与日元“再国际化”困境考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10+3"机制为平台,日本财务省通过实施一系列连续性政策,在区域金融合作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这得益于财务省在日本区域金融合作政策决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独立性"。小泉组阁后试图构建新型的区域政策观,尽管对财务省主导下的"10+3"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有限,却暴露出日本区域金融合作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鲜明的"依附性"。政策决策、形成与实施等一系列过程的"独立性"与政策目标实现的"依附性",凸显了日本官方区域金融政策结构存在独特的"二元性"特征。这种特殊的"二元结构"在推动日元"再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也成为导致其再度陷入困境的关键性内因。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对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的介入进程及模式研究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生存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海上通道安全无疑对其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马六甲海峡更是被日本视为"海上生命线",其航行安全问题一直被日本国内高度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该海峡的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事件(1)激增,各海峡利用国特别是日本损失惨重。1999年以后,日本开始采取各种途径,多渠道、多层次地介入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事务,并力图成为主导力量。值得我国关注与警惕的是,日本以打击海盗为名扩大其在海外军事存在的潜在战略意图。     

中日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及其经济效应

东亚正面临中日与东盟共同构筑区域新型经济秩序的历史转折期。东盟与中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从贸易效应来看,中国与东盟贸易的规模效应超过日本,但在贸易结构上尚属于低层次阶段;从投资规模效应来看,日本落后于中国,但中国投资的产业层次较低,集约化程度落后;从经济贡献度来看,中国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较明显。在以东盟为伙伴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中日各有优势和劣势,没有中日的合作,就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推进以中日和东盟为三角支柱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形成,而日本应摈弃传统大国的优越感,携手中国和东盟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全面提高国家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其一,以大国政治博弈、领土和岛屿争端以及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为主的传统安全挑战;其二,以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内安全合作现状的同时,本文提出,为应对安全风险,中国除了发展自身力量外,还需要贯彻"三个重视",即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重视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和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     

特朗普政府对东盟政策走向

美国对东盟政策是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对其政策走向的研究,是保持东亚一体化良好局面,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奥巴马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美国加强了与东盟关系,试图以东盟多边机制为着力点,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对东盟政策出现变数,在参与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进程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兴趣可能会减弱。但从美学界讨论、官方文件、政策实践方面来看,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已有的亚太战略目标,在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方面,余地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美国参与东盟区域合作议程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东盟合作

区域公共产品短缺制约东亚地区发展,发展援助和区域安全领域应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点。区域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建立过程中涉及域外霸权与地区成员、地区成员之间两种博弈类型,域外霸权的介入影响地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基于东亚成员的现实需求和互动经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促进东盟乃至东亚地区发展的最佳路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项目,其成功经验对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