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现状及特点

战后,日本"赶超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健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新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肯定了日本"科学技术立国"国家创新体系,剖析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包括对政府、企业、公共研究部门以及产、学、官相结合等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中日两国产学合作创新机制的比较研究

产学合作是近代工业分工协作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协作"理论可以视为产学合作的理论基础。从本质而言,产学合作是一种生产力,大力推进产学合作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本文以在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比较研究等经济学方法探讨中日大学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大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有益影响在逐渐提高,但大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冲击过大,反映出我国产学合作机制的构建尚未完善,需要借鉴日本产学合作的相关经验。     

探析日本产学官联合制

日本的产学官联合制度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产学官联合制中,"产"指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这一制度认为,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活力的源泉,占有重要的地位。"学"即大学(包括高职院校),是基础研究和发明创造的主体。"官"首指政府,并且包括所有的公共机构,如公共研究机构、公共组织等等。     

日本产学合作模式、机制与绩效分析

日本产学合作模式的建立先后经历了从管制走向缓和,政策出台和体制机制规范化三个阶段。日本产学合作的主体机制、动力机制与协调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灵活有效。其产学合作取得了促进产学合作发展和产学合作实力增强以及大学专利申请数量不断扩大等多方面良好绩效。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的产学模式与机制对我国推进产学合作、建立国家创新体制与机制具有多方面重要启示:应从战略高度上重视产学合作;政府在产学合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深化产学合作;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     

日本科技研究体制的变化趋势

战后,日本确立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以大学、政府研究机关为辅的科技研究体制,对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80年代以来,在“技术立国”方针之下,日本以加强企业、大学、政府研究机关的合作为中心,对原来的科技研究体制进行了调整。     

中国学术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述评

学界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其行政改革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研究者通过政治学、行政学、史学等视角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的梳理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从“市场化”到“组织化”——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经验的历史考察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文中首次提出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的四阶段说,即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是由战间期、战时统制期、战后改革期和战后复兴期四个历史时期所共同组成;同时,在梳理既往研究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日本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框架;在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性质的认识上本文亦首次提出"组织化"的提法,即存在于政府、财界、企业、银行间的"组织化"才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特征.     

简讯四则

为促进朝鲜语言、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增进各国朝鲜学研究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交流学术成果,由日本朝鲜学研究会举办的"第二次朝鲜学国际交流讨论会"于1986年9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除日本各地专门从事朝鲜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外,还有中国、中国台北、东京朝鲜大学以及南朝鲜汉城大学、西江大学、檀国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梅田博之教授等出席了会议.     

论日本三位一体的科技开发体制及其运行模式

日本作为后发展经济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从一个准工业国一跃发展成为世界性工业化强国。在其工业化赶超过程中 ,官、产、学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 ,成功地将三者有机结合为一个科研开发大整体 ,并以国家垂直推动和产学间的水平互补这一三角关系 ,加速推动了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进而大大促进和带动了整个综合国力的增强。可以说 ,在战后日本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 ,官、产、学三位一体的科技开发体制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行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三位一体科技开发制度体系及框架结构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主观意愿和客观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战…     

“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5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印度德里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等海内外近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所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制宪权解读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占领军主导下制定的,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时常遭到质疑。这是目前日本宪法出现和平主义危机的直接诱因。"强加宪法论"、"新老两代人交替论"等修宪主张立足于人民制宪权立场,但人民制宪权蕴含着极权主义陷阱、不能为宪法秩序的建构提供稳固基础。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法限制战后制宪权是基于二战时期日本犯下的国际罪行。宪法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国际法为制宪权划定底线与主权独立并不矛盾。从制宪过程来看,国际力量的中立地位和制度经验积累,使其具有了为战后日本立宪的独特优势,其权威地位得到了日本人民认可,确保了宪法持久的正当统治。国际法与宪法规范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国际力量的制宪权威确保了日本战后制宪目标得以实现,这为辨别日本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战后日本电子工业创新之路探究

战后日本电子工业在短短十余年间便从技术劣势的地位赶超了美国,主宰了世界电子工业市场,其赶超式创新道路值得我国借鉴.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日美间新的政治关系以及日本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企业情况的翔实分析和探讨,揭示了战后日本快速成为主要的民用电子消费品生产国的原因,从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战后日本电子工业的创新道路.     

战后日本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国史观

本文拟以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的主要研究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主要成就等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线索，试图厘清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向、主要学术成就以及研究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史学观。     

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是企业的生命线”。日本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高度重视研究开发。所谓研究开发,指的是企业为促进技术与产品进步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的内容,主要包括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产品质量的研究开发、工艺改革以及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化等等。战后四十年来,日本企业在加强研究开发上,积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已越来越引起世界众多同家的关注。     

“日本战后宏观环境变化与企业对策”研讨会侧记

1990年6月10～11日,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与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共同主持,在大连市召开了题为“日本战后宏观环境变化与企业对策”的研讨会。来自全国有关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等20多个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参加了会议。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张彦宁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就有关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现将会议讨论内容概述如下: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阐析--一种重新审视日本现代史的理论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是近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日本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阐述了传统的"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变化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形成于战时,延续于战后.这一理论的提出,给日本经济史研究以很大的刺激,使日本的银行制度、劳资关系、生产技术史、殖民地经济同战时体制的关系等,均得到了研究和探讨,为日本史学各领域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它过分重视战前和战时的断绝性、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抹杀了战后改革的历史意义,因此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     

战后日本塑造价值观的历史资源——以吉野作造思想及实践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战后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重建、复兴和再度崛起。"战后改革"在政治上的核心成果是制定了以自由民主、和平、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和平宪法,并以此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石。本文采用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以"大正民主主义"为切入点,通过聚焦这一时代的代言人吉野作造的思想与实践,透视"大正民主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揭示"战后改革"中的本土历史经验与外来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战后改革"成果的影响与制约。     

从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看日本智库的作用及影响

对世界各国智库组织形态及其研究动向进行跟踪研究,是人们了解各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以日本智库为例,通过对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日本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智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智库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质变,即由面向企业的"咨询机构"转换为面向政府的"政策研究平台"。日本战后曾出现三次智库建设高潮,目前正处于智库建设的调整期,其经验值得正在开展智库建设的中国借鉴。     

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

2019年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年号"令和"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产生过程也耐人寻味,值得研究探讨。纵观日本历史,"保卫年号纪年方式"乃至对天皇制度的宪法解读,之于保守政治势力而言是贯穿战后历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围绕年号的攻防斗争也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本次年号"令和"虽然不具备以往"保革对立"或在野党强大状态下的政治环境与背景,给全社会造成冲击的强度与烈度也远不及当年"元号存废之争"来得剧烈,但安倍政府刻意"脱离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以及水面下的政治主导与暗箱操作等,仍反映出保守政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也由此为人们预测日本在"令和时代"的生存发展模式,甚至国家发展蓝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的成长轨迹及其特征

一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因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受到世人的瞩目。探讨战后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的晋升途径、资质及特点，有助于了解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及战后日本企业崛起的轨迹，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构以及企业家队伍的建设，都具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