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

对日政策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其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败。由于对日政策的重要性,在考虑其时,更需要强调从全局出发。本文拟在讨论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当今国际形势主要特点、日本现状等问题的基础上,就我国的对日政策提出意见,以期引起讨论。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是新时期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的多重身份定位决定了它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大课题。冷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在纠葛中寻求协调,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日本对华战略疑虑强化,使得两国纠葛情形更多出现于人们视野,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为更理性把控中日关系,助力全方位外交,中国需找准双方在历史与现实冲突、文化与意识反差、"一山二虎"对峙、大战略同类别与异目标等方面的纠葛结点所在,从"核心利益底线思维"、外交路径拓展、地区多边机制深化、坚持不懈自强等路径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战略。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及其政策影响

近年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比例明显上升,已经达到近三四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必要考察美国对华民意的最新转变及其可能产生的政策影响。相关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对华民意的恶化主要受到近年来美国精英对华看法转变和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也反映了美国民众意识形态中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短期来看,美国对华民意仍可能阻滞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升级为"对抗"或"脱钩",但长期来看,由于中美之间存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很可能会在精英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这将为美国政府对华推行更加极端和强硬的政策提供支撑。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论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实质

历史地梳理美国对亚太的关系,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而且美国对亚太地区一直是高度重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东移",并采取一系列对华战略。机制建设、经济霸权、意识形态控制三个变量是美国推行其亚太政策的一贯做法。透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名义上是合作,实质上却是遏制;名义上参与亚太事务,实质上为维护其霸权。通过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实质的剖析,可以为中国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参考,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赢得主动权。     

“新北方政策”下的韩俄远东-北极合作及对中国启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提出"新北方政策"及其落实措施"九桥战略",旨在加强与俄罗斯在远东和北极地区的合作,开拓新的能源资源基地,打造连通韩国与俄罗斯、欧洲的战略走廊。北极航道和"勒拿河走廊"因此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轴。韩国的主张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呼应,两国务实合作快速发展。韩国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展开了包括"民心相通"的全方位外交。"新北方政策"和"九桥战略"高度关联中国利益。韩国在对俄北极外交,特别是在勒拿河走廊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研究和借鉴。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