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日美再度博弈冲绳

近期,由美日核密约以及日本内阁更迭引出的冲绳问题再次成为两国媒体上的热点。"二战"以来,对冲绳的争夺反映出日美同盟关系由"不对等"向"对等"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历史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冲绳"民间—官方"模式既提供了一扇解读日本国内政治的窗口,也成为观测日美同盟关系走向的风向标之一。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尽管关于同盟和同盟承诺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但是"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盟国与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事实上,同盟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端。同盟介入争端的程度和意愿取决于三大因素:同盟条约的规定、介入争端的收益以及同盟牵连的风险。这也是美国在多次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原因。尽管不应过分夸大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但是从其客观影响来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东亚地区领土争端,只会激化问题,加剧争端解决的复杂性。     

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比较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式.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冷战后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路径分析

冷战结束后,受"政治大国"战略驱动,日本形成了三条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主要路径:在政府开发援助框架下通过"和平构建"向冲突国家渗透,在联合国框架下以维和之名积极派兵海外,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追随美国插足国际冲突。通过这三条路径,日本获得了宝贵的"海外介入"经验,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并逐步向外向型军事力量转变。当前,在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入到冷战后第二个全面调整期,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其海外动武条件进一步放宽,集体自卫权得以解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手段愈发凸显军事色彩。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冷战时期日本的中东政策及其困境

冷战期间,中东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美苏在此同台竞技,这为日本中东政策的顺利实施设置了多重障碍。日本因美国的战后改造而彻底被日美同盟所捆绑,而由于美以同盟的存在、阿以冲突的愈演愈烈,日本在中东问题上间接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这种状况在1973年得到改变。此后日本中东政策困境表现为：在中东地区如何在日美同盟和美国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敌国的矛盾之间保持协调;在中东地区如何在美苏冲突中保持协调。保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保障领土安全构成了冷战期间日本中东政策困境的根源。     

“特朗普冲击”下的日本战略因应与中日关系

特朗普上台前后,日本一度在心理上受到不亚于"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的担心集中在全球体系秩序、亚太地缘政治、中日双边争端三大领域会否发生对己不利的变动上。这大体可归因为新时期安倍政府的"中国心结"。作为对策,日本在稳住同盟、维护秩序、拓宽外交、加强军事方面采取了主动措施。此类举措及背后的忧患意识近年已显,"特朗普冲击"起到了催化作用。冲击给日本及日美关系带来多方影响,短期内两者不免受到"责权利"等因素的困扰,中长期则利于日本加速迈向政军大国,助推同盟深化尤其是军事安全关系提升。受冲击影响,中日经贸关系或出现一些间接利好因素,但更明显的应是中国周边环境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身影以及同盟强化与日本自强同时快进的复杂局面。中国对此宜长短结合、多向操作、综合施策,及早做好相应研判与准备。     

日本对印度的官方发展援助研究CSSCI

21世纪以来,印度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地位日显突出。自2003年后,印度连续8年成为日本对外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综合来看,日本不断加大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的动因及目标既有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更有美日同盟下地缘外交的重要特性。从其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的前景来看,客观上日本的援助有利于促进日印关系的快速发展,但崛起信心愈来愈强的印度不可能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愿来行事,注定日本想通过对印度的官方援助发挥领导性影响的作用很小。同时日本向印度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能力与意愿也在降低。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探析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新的背景下迅速调整对日政策。小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军事上,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以实现其全球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目标。在经济上,美国加深美日在自由贸易、环境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受到集体自卫权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美日军事同盟的合作也会受到约束。美日实际不对等的关系以及日本对基地迁移问题上的不满等问题会影响到美日关系。美国对日政策明显具有制衡和遏制中国对付北朝鲜的意图。中国面临着摆脱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冷战残余思维的困境。美国对日政策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美日互有战略需求,美日同盟还会长时期的存在。     

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与意义

日本首相野田拟提倡以美日为主轴的新外交战略“太平洋宪章”,以建构经济合作与解决纷争等区域整体准则.日本政府在经济上联手美国的战略意图越加清晰.从日美经贸关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日美联手TPP将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日本和美国将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参与美国主导的TPP有利于美国整合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美参与TPP进一步促进两国同盟关系.     

日美军事一体化下情报共享机制及其影响

随着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两国在情报共享领域的合作愈发紧密。日美采取了搭建高级别的情报共享磋商平台、建立情报共享协调指挥机构、提高情报共享的信息化水平、完善情报共享的法律法规等诸多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情报共享机制,其情报侦察体系日趋完善,数据传输方式多样化,情报共享领域逐渐拓宽,情报共享的联合威慑作用凸显。日美情报共享机制的设置,能加强日本自身的情报能力,提高其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同时会将日本束缚在日美同盟框架中而丧失自主性。日美情报共享给中国带来的威胁是多方面的。     

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内涵。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本基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调整及政治诉求,重点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以修宪恢复因战败被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所采取的强化日美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等手段,是为在亚太乃至全球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海外用兵,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这种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选择,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